大道小說網 王躍文論官場小說 文 / 同舟共濟

    （摘錄自blog.sina.|com|.|com|/s/blog_55f402f60100domo.html）

    一、關於官場小說的概念

    我沒有能力定義或廓清這個概念，而是想就這個概念的某些曖昧意味談點看法。評論界和新聞媒體一直在有關官場和政治題材的小說概念上糾纏，試圖找到一種更具學術意義，又能為官方認可的說法。作家們也似乎在迴避某種東西，願意或不願意被叫做某類小說。有的作家願意自己的小說被叫做政治文化小說，有的作家願意自己的小說被叫做官場小說，有的作家願意自己的小說被叫做反腐小說，有的不願意貼任何標籤。我分析評論界也好，媒體也好，作家們也好，在此類小說概念上的考量、游移或取捨，大抵緣於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學術上的原因。官場小說沒有被賦予學術上的相應地位，或者說還沒有被定義為某種堂皇的概念。學術界普遍接受了魯迅先生《中國小說史略》中關於黑幕小說、譴責小說的批評，所謂「雖命意在於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這是魯迅先生對清末民初官場小說的評價，幾乎是否定的。這是對其藝術價值上的否定。而對官場小說內容上的否定，魯迅先生認為「官場伎倆，本小異而大同」，此類小說也沒有多大意思，「僅足供閒散者的談筆之資而已。」而通常人們把清末民初的官場小說同今天的官場小說看成源流關係，因而也就評價不高。二是政治上的原因。官場小說容易觸及現實敏感問題，很為當局警惕。人們在正式場合談及官場小說，似乎也有些諱莫如深。這個原因不必多說。我敬仰魯迅先生，他對清末民初官場小說的評價無疑是很有見地的。但是，並不能拿這種評價來概括當前的官場小說。現在的官場小說，在總體藝術成就上比清末民初要高些，這是我的判斷；而就其社會意義而言，我認為目前的官場小說，其存在和發展的理由非清末民初可比。當今中國，政治或官場對社會生活和國民生活的滲透、控制和影響，超過任何時代。過去還有寧靜的遠離政治和官場的鄉村，現在沒有；過去還有遠離政治和官場的隱士高人，現在沒有；過去還有可以不問政治和官場的生活，現在沒有。政府空前強大，古人講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過去從來就沒有真正實現過，現在卻真是如此。如果文學需要真實而深刻地反映當今社會，就離開不了對官場的反映。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作家們沒必要躲躲閃閃，如果需要貼標籤，不妨承認反映政治和官場的小說，就叫官場小說。這掉不了價。相反，溫文爾雅地叫什麼政治文化小說，添上文化二字也添不了什麼油彩。要緊的是把小說寫好。至於文學理論界愛怎麼說，那是文藝批評家們的事，作家完全可以不對此負責。做文學理論研究的專家們，有他們習慣的思維方式，我們表示尊重。但可以不以為然。比方他們考證的一百多年來官場小說的源流關係，其實就是在一種想當然的理論框架裡自說自話，未必就是事實。總體意義上做研究下判斷，似有道理，其實似是而非。放在個體作家身上，則完全是牛頭不對馬嘴。

    二、關於官場小說的意義

    我覺得人們對官場小說的認識普遍存在局限，認為官場小說無非就是反映官場那些事兒，膽子再大些無非是碰碰現行體制方面的某些問題。我認為其實不然。真正好的官場小說，除了可以全面深刻地反映當今中國社會的現實，實際上還反映了中國普遍的國民性問題。

    目前的官場小說，其顯著特點就是其批判性。這不是作家故作姿態或故意同現實對抗，而是生活本身使然。官場是現實生活中矛盾和問題最集中的地方，寫官場而只有鶯歌燕舞，肯定是粉飾太平的偽現實主義。但是，官場小說所批判的，並不僅僅是官場，而是普遍的國民性問題。

    所謂國民性是個老話題，說起來並不新鮮。但是，關於國民性的批判，我並不認為是個過時的話題。中國人的國民性是很有問題的，這在官場或同官場相關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反映出來。比方在對待**問題上，官場中人一邊抨擊**，一邊忙著搞**；老百姓既痛恨**，又寬容甚至羨慕**；沒權時痛罵**，有權時自己馬上**。可以說，官場中很多問題，不僅僅是體制或時代的原因，也是國民性固有的劣根性的原因；換言之，很多問題並不僅僅是官場的問題，而是整個民族的問題，或全體國民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源遠流長，從來如此，仍將如此。不久前韓國前總統盧武鉉因接受**案調查而『自殺』，就在社會上引發很多相關討論。最強烈的聲音就是：為什麼中國那麼多的大貪官很少『自殺』？因為他們沒有羞恥感！中國固然也偶爾有『自殺』的貪官，但他們往往不是因為羞恥而『自殺』，他們要麼是為了逃脫罪責，要麼是為了保護同黨，要麼僅僅因為感到自己前程無望，要麼是因為逼迫而不得不『自殺』，有的也許還是「被『自殺』」。沒有羞恥感，這是很多中國人身上存在的問題。貪官竊取非分之財，比小偷小摸可恥可恨千萬倍，但中國人普遍認為寧做大貪污犯，不做小偷小摸，似乎大貪比小偷體面和高級。一個官員貪污，肯定全家人都知道。很多官員出了問題，往往全家都是同案犯。但一家人可以毫無廉恥地處在一起，齊心協力幹著卑鄙勾當，非中國人做不到。

    中國人的道德界限是模糊的、游移的、善變的，嚴格說來就是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道德感。抽像地說，中國人都承認濫用權力是不道德的；但是如果這種權力濫用對自己或家人、朋友有利，就被認為是顧家、豪爽、義氣，這時候濫用權力而謀私的人則有了很好的道德形象。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不光是中國人心目中的人之常情，而且具有道德上的光環。相反，如果一個人手握大權而鐵面無私，不給三親六眷和朋友們帶來好處，則被認為是六親不認的白眼狼，只顧自己往上爬而不肯給朋友幫忙的自私小人。事實上，現實生活中，這種人也不會得道，發達不了。蠅營狗苟，沆瀣一氣，要壞大家一起壞，才能走大運。目前中國民間也好，學術界也好，有很多聲音在鼓噪，尤其讓我感到不安的是一種盲目自大和自豪的民族情緒在急劇膨脹。但是，我聽不一種聲音是自省的、自我批判的。中國人不解決自己身上的國民劣根性，於民族本身的發展，或於全人類的發展，都不是好事情。從這個意義上講，官場小說應當在國民性批判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換個角度來思考，中國人所謂的國民性問題，很多又是人性的普遍問題，只不過有些問題在中國人身上更突出一些而已。所以說，官場小說也具有人性批判（不僅僅是國民性批判）的普遍意義。

    三、關於官場小說的真實性真實是小說創作的命根子，這似乎是無容置疑的。我想從十年前自己碰到的問題談起。我的小說《國畫》出版迄今為止整整十年，當時我受到的責難就是某位高層領導說的，小說沒有全面地反映生活。這種批評的話外之音，就是說我的小說沒有真實地反映生活。而所謂的不真實，就是說我的小說誇大了生活的陰暗面和消極面。我從來沒有同意過這種批評。事實上，我的所有小說都未能原原本本地真實地再現生活中的陰暗面和消極面。我甚至也並不認為小說必須把生活中的惡的東西不打折扣地、殘酷地反映出來，才是真實的文學。這一點，我們可以探討。

    魯迅先生曾在《論睜了眼看》一文中說：「中國的文人，對於人生，至少是對於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又說「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還說「中國的文人也一樣，萬事閉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瞞和騙。」先生的這些話，今天似乎並不過時。我們可以自省一下自己的勇氣到底有多少。當代官場小說之所以擁有廣大的讀者群，很大程度是因為它多少反映了現實官場中某些真實，這些真實官場之外的人無緣窺見，身在官場中的人又諱莫如深，官場小說因此多少有些「揭秘」的因素。但官場小說到底反映出了多少官場真實，到底能反映出多少真實，其實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問題。有些官場小說備受詬病，就是說它過多地渲染了生活的陰暗面。坦率地說，我認為現在的官場小說離真正揭露生活的真實，真正通過官場透視我們的民族文化心理和國民劣根性，真正深入剖析官場中人性的異化和缺失，還有相當的距離，還遠遠做得不夠。事實上，我們筆下所能寫出的，遠遠少於和膚淺於我們所看到和悟到的；而我們能夠看到的和悟到的，又遠遠少於和膚淺於官場中、生活中真實存在的。真實的陰暗面不僅遠遠超過我們的見識，而且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力。正視現實中的惡，睜著眼睛看清楚，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氣，因為看的結果會直接影響我們對生活的信仰和信念。正視了，又能把它客觀藝術地形諸於筆端，對於一個作家來說，就更是一種勇氣和挑戰。由於人性本身的弱點，我們事實上是沒有勇氣徹底面對生活的真實的。人性之惡在生活的任何空間都在釋放，我們往往有意無意間視而不見、充耳不聞，自覺地閉目塞聽而屏蔽掉很多惡的東西。我們有很多的顧慮，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自己諱、為現實環境諱、為教化影響諱，等等。不光是人們的膽量和價值觀等遇到挑戰，而且生存本能也需要我們如此。人們需要有樂觀精神，多看光明和溫暖，不然我們的生活就是人間地獄，我們會喪失生活的勇氣。

    坦率地說，我就沒有這個勇氣。我做不到毫無顧忌地寫出我對生活的真實思考和認識，這一方面是客觀寫作環境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有對自身利害的權衡，也有自我保護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我常常有意識不去看，不去想，知道真相就在那裡，就是那樣，我也不敢、不忍去看。然而我又清楚地知道，小說，無論是不是官場小說，對生活真實反映的深度，對人性、對民族文化心理的透視深度，對生活本質的表現深度，是決定作品意義和價值的重要標準。所以我認為，官場小說真正要做到反映生活的真實，是需要大勇氣的。就是魯迅先生所說，正視淋漓的鮮血，直面慘淡的人生。這才是真正的小說的現實主義精神。而當代官場小說的很大一部分，看似在揭露和批判現實，其實還是在偽飾現實。

    關於官場小說的真實性，我總的看法是：我們在文學中可以忽略掉有些惡，但不應該向惡妥協；文學應該呼喚光明和溫暖，但文學絕不能奉上虛假的光明和溫暖。

    四、關於官場小說的藝術性

    我們必須承認，人們對官場小說有所微詞，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被人指為藝術性不夠。我們作家們可以不服氣，但人家這麼批評總有其理由。據我觀察，藝術性上存在的差距，也許主要是這麼幾個方面：

    一是藝術創新不夠。寫官場小說的作家，多是現實主義作家，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對現實的觀察、分析和批判上，不太注意在藝術創新上花更多的功夫。

    二是現代性不夠。現代性是個一句話說不清的概念，我這裡指的是官場小說的作家們多習慣於用傳統的思維習慣、思想觀念思考和評判生活，屏蔽了某些現代眼光。包括有些作家思想資源貧乏，僅僅在好與壞、善與惡、清廉與貪腐等表面問題上逗圈子。

    三是簡單地處理生活。這又大致表現為三種傾向：一種是貌似還原生活，所寫小說看上去非常真實，尤其對生活負面的提示可謂針針見血，但這類小說太流於生活現象的實錄，缺乏藝術提煉和深入思考。一種傾向是「配方式」寫作。這是我發明的一種說法，就是為了表現所謂人物或人性的複雜性，在好人身上加點壞，在壞人身上加點好，而不顧藝術規律本身的需要。這本質上同過去的高大全寫作一樣，又是一種新的概念化寫作。三是新式高大全寫作。這種小說往往生硬地把人物分成好人和壞人，非常地臉譜化，裡面的好人好比神仙下凡，不食人間煙火。（鳳凰聯動舉辦政經小說筆會，此為本人發言提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