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小說網 中國今年省部級高官密集落馬 文 / 同舟共濟
中國今年省部級高官密集落馬陞遷前即已**
半月談上的文章
2009年07月28日來源：中國新聞網
[提要]今年,省部級高官密集落馬，我國掀起了新一輪聲勢浩大的反腐風暴。記者發現，這些高官的嚴重違規違紀行為，相當一部分是在現任職務之前進行的，也就是說，這些高官早就開始的違法亂紀行為，並沒有影響到他們的陞遷。[在**中陞遷，在陞遷中**還能走多遠？]
揭開「賣官書記」們幹部提名權黑幕
－－拿什麼淨化官場政治生態
作為一把手或重要領導，最能體現其主政一方的權力「磁場」的，莫過於組織人事權。一些市縣官員「活用」幹部任免的初始提名權，大玩組織程序於個人股掌之上，幫人陞官，替己斂財。不治此症，官風不正。
下屬「花錢買提名」，高官隨心「玩程序」
今年6月，安徽巢湖市原市委書記周光全涉嫌受賄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在安慶市中級人民法院接受審判。
半月談記者在庭審中瞭解到，周光全擔任巢湖市委書記57個月，先後收受36人的賄賂，在行賄者中，有近20名是希望在職務陞遷上得到周光全提攜並最終如願以償的政府官員。周光全案發後，巢湖市2名副市長及10餘名處級幹部因行賄買官被免職。
無獨有偶。2006年，遼寧省兩位地市高官也由於類似原因落馬：撫順市委原書記周銀校，8次受賄中5次是賣官；葫蘆島市委原副書記李春枝，19次受賄中13次是賣官，其餘也多與安排工作有關。
遼寧省撫順市市委組織部原常務副部長徐興中介紹說，任命一個幹部一般要經過下面的程序：某個位置出現空缺後，由「相關方面」提名，然後進行組織考核，之後報主管幹部的副書記、組織部長、分管的副部長以及分管處長等人，再報市委書記，通過後，上書記辦公會，最後通過常委會表決通過，公示，等。一些重要的正職還要經全委會票決。
然而，到了周光全那裡，這層層程序和條條清規卻被大大簡化。買官者送錢－周光全授意－組織部考察－周光全在市委常委會上任命，這基本上成了周光全每一次收錢賞官帽的慣常程序。
事實上，大多數買官者在向周光全行賄後，職務得到調整提拔。例如，吳某原是巢湖市下轄某縣的縣長，2003年7月的一天，吳向周光全匯報工作時，提出了當縣委書記的想法，周答應考慮。周光全後來安排組織部門將吳某作為無為縣委書記人選進行考察。同年10月，在周光全的主持下，吳某被任命為無為縣委書記。為感謝周光全，吳某前後6次送錢。
從表面看，幹部選拔任用程序各環節並沒有出現明顯問題，但實際上，組織考察程序淪為走過場，成了「程序空轉」。
拿不到桌面的公權在暗箱操作中異化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基層幹部說：「雖然全委會票決制、常委會票決制避免了少數人說了算，有利於決策發揚民主，是個進步，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咋『決』，而是幹部的初始提名權在誰手裡。」
「值得注意的是，周光全每一次在幹部選拔調整方面的受賄行為，幾乎都和初始提名權有關。」安徽省委組織部市縣監督處處長俞倫洋說。
巢湖市委組織部有關負責人指出，由於時間上存在隨意性、對像上存在主觀性、範圍上存在局限性、程序上存在隱蔽性、決策上存在威權性、監督上存在軟弱性，縣市委書記在幹部選拔任用方面的很多權力並沒有明文規定，隱形權力多，自由裁量權很大。這些沒有拿到桌面上的隱形權力，最容易淪為某些縣市委書記大肆斂財的砝碼。「表面上走程序，實際上私下操作。不僅僅周光全案，大多數縣市委一把手犯錯誤，問題都是出在了這個地方。」
按照規定，一把手不應該授意組織部長把某個人選作為考察對象，其提名人選僅能作為組織部門考察的候選人之一，最終考察對像應當由黨委集體研究決定。「儘管下級主要領導幹部的提拔重用要經過上級集體研究決定，但請托者往往送錢送物給周光全個人，就能達到預期目的。」公訴人揭示了周光全在組織人事領域將公權異化的本質。
在周銀校的5次賣官中，有2次在他答應行賄者後，找到了當時正擔任市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的徐興中，利用自己的提名權予以推薦。據周銀校在庭審時供述：2001年下半年，我對徐興中說，可以考慮讓李某擔任市科技局副局長兼地震局局長，徐興中表示考核後要走正常組織程序。過後，徐興中向相關領導和部門轉達了該意見。經正常程序，李某如願擔任了該職。
類似「玩程序」或「程序空轉」伎倆，李春枝以及黑龍江綏化原市委書記馬德等也無不駕輕就熟，屢試不爽。
一把手提名權異化「擴散效應」，深度惡化地方權力生態
遼寧省社科院研究員侯小豐指出，提名權遭濫用突出說明一把手權力過重監督難，而且，提名權異化的「擴散效應」尤應引起注意。在一些地方，畸形的「小圈子選人」和「選小圈子人」局面日益形成。她認為，買官者除了買到某個官位之外，還想買到「安全感」、「被接受感」等。在幹部任用、陞遷時，爭奪用人者的注意力和接受度已經演化為激烈殘酷的競賽，為了獲得這種稀缺的「被選、被用」機會，有人不惜花錢向用人者購買這種機會。
在周光全擔任巢湖市委書記期間，跑官要官、花錢買官幾乎成了眾人心照不宣、習以為常的潛規則，不遠千里去送錢，不惜重金買提名。起訴書顯示，2001年6月，時任巢湖市秘書三科科長姚雪風得知周光全在中央黨校學習，遂趕往北京，送給周光全1萬美元，請求周幫忙調整崗位。2002年6月，周光全安排組織部將姚雪風作為市政府法制辦副主任人選予以考察。同年7月5日，周光全主持市委常委會，任命姚雪風為市政府法制辦副主任。
為了「幫助」他人，周光全可以一竿子插到巢湖市所屬的縣、區，對書記、縣長指手畫腳。1999年至2000年，時任廬江縣財政局局長的劉華安為取得周光全關照，先後3次送錢1.4萬元。之後，周光全要求廬江縣委書記將劉華安作為副縣長人選予以考察。2000年10月22日，周光全主持市委常委會，研究通過了劉華安為廬江縣副縣長人選。此後，劉華安又多次行賄周光全。
「賣官書記」處於一地權力金字塔頂端，必然禍害一方黨風政風。吉林省白山市政協原副主席李鐵成在擔任靖宇縣委書記期間，6年裡將全縣500餘名幹部調整了840餘人次，收受賄賂114萬餘元，將200多名科級幹部的命運完全掌控在自己手裡。安徽定遠原縣委書記陳兆豐任職期間，定遠縣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不跑不送，降職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動；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涉嫌向陳兆豐買官並如願以償者達100多人。
一位辦案檢察官指出：「比起其他受賄案件，賣官案件會毒倒一批幹部，導致當地領導班子『塌方』、政府公信力喪失，群眾深惡痛絕，必須依法嚴懲！」
規範和淨化提名權，摘掉「賣官書記」的「隱形翅膀」
**中央政治局最近審議並通過《關於建立促進科學發展的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考核評價機制的意見》，強調要擴大考核民主，強化黨內外幹部群眾的參與和監督，進一步公開考核內容、考核程序、考核方法、考核結果，增強考核工作透明度，加大群眾滿意度在考核評價中的份量。
採訪中專家建議，要消除提名權的瑕疵，防止其異化，有必要把提名權真正交給群眾，並通過配套制度實現陽光操作。應以制度建設增加群眾意見所佔的比重，從而摘除「賣官書記」利用提名權大搞人事**的「隱形翅膀」。
在幹部選拔任用中，考察對象的確定是最關鍵的環節。中央頒布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明確規定，必須經過民主推薦提出考察對象，然而，一些地方和單位並未嚴格執行。專家強調，組織醞釀推薦的提拔人選，必須按中央有關要求在幹部所在單位進行民主測評，或在更大範圍進行民主推薦，得到多數群眾擁護的幹部，方可列為考察對像；主要領導個人推薦的人選，也必須按規定進行民主推薦，如人選不是多數群眾擁護的，不得列為考察對象。
半月談記者瞭解到，安徽省委組織部近年開展了「科學規範和有效監督縣委書記用人行為」試點工作，其核心內容就是「隱形權力顯性化，顯形權力制度化」。在試點地之一安徽無為縣，縣委書記用人權被具體到六個方面：動議權、提名推薦權、方案審定權、主持會議權、臨機處置權和管理教育權。在提名推薦權方面，縣區委書記提名人選作為候選人之一，需要黨委集體研究決定後，才能與其他途徑如公推公選等途徑產生的提名人一起，共同進入組織考察程序，成為考察對象。此外，幹部選拔任用工作全程實行差額推薦、差額考察、差額醞釀、差額票決等全程差額，全委會最後票決時採取匿名投票。這讓廣大幹部群眾能夠參與到幹部選拔和監督工作中來，有助於克服「在少數人中選少數人，由少數人選少數人」的官場積弊。
「三道防火牆」為何難擋官員「邊腐邊升」
在**中陞遷，在陞遷中**，成了近年部分落馬高官不同履歷中的共同「印記」。
面對官場「邊腐邊升」症，人們不禁要問：誰為這些**官員打開了陞遷之門？誰縱容了這些官員在陞遷中繼續**？
高官密集落馬，升前即已**
今年以來，省部級高官密集落馬，我國掀起了新一輪聲勢浩大的反腐風暴：深圳市委原副書記、市長許宗衡，公安部原部黨委委員、部長助理鄭少東，全國人大財經委原副主任委員朱志剛，天津市原市委常委、濱海新區工委書記兼管委會主任皮黔生，浙江省紀委原書記王華元，廣東省政協原主席陳紹基……這些高官均因嚴重違紀或違法問題正在接受組織調查、審查。
半月談記者注意到，這些高官的嚴重違規違紀行為，相當一部分是在現任職務之前進行的，也就是說，這些高官早就開始的違法亂紀行為，並沒有影響到他們的陞遷。
安徽省原副省長何閩旭，正是官場中「邊腐邊升」現象的鮮活樣本。1991年至2006年，何閩旭從浙江省勞動廳副廳長逐漸官拜安徽省副省長。也就在這15年間，他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財物，折合人民幣共計841萬餘元。
在擔任浙江省勞動廳副廳長期間，何閩旭曾幫助一名縣級市的幹部調至省勞動廳工作。連續3年春節，這名幹部每年「孝敬」何閩旭5000元。此後，何閩旭調至麗水、池州、合肥等地工作，向何閩旭行賄者涉及27個單位和個人，其中有10人行賄的原因是為職務晉陞或工作調動，涉及金額達194萬餘元。除了賣官，房地產商是何閩旭的搖錢樹，與房地產公司有關的受賄金額就達530餘萬元。在擔任池州市委書記時，何閩旭曾為安徽某房地產公司在項目引進、商品房銷售、城市建設拆遷等方面提供了幫助，先後向該公司董事長詹某索賄8次。
從任浙江省勞動廳副廳長開始，何閩旭就通過多種手段非法斂財，但是這絲毫沒有影響到他平步青雲的仕途，直至當上安徽省副省長1年後，才因一些群眾的不懈舉報而案發。
舉報總滴血，民意何太輕
雖然我國官員的陞遷降黜有嚴格的制度可依，但是，從許多已經落馬官員的案例來看，官員陞遷路上的民意指標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以至於帶病提拔者大有人在。也正是一些百姓堅持不懈地向上級和紀檢監察部門反映，一些官員貪污**、生活腐化劣跡才被追究。
陝西省政協原副主席龐家鈺，在百姓對其**行為的不斷舉報中，官運非但不減，反而一路陞遷。龐家鈺自1988年10月起，歷任寶雞市政府秘書長、副市長、市委副書記、市長、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2003年1月任省政協副主席。
經查，1997年至1999年，龐家鈺收受他人賄賂48萬元；違規批准設立寶雞市財政證券公司，累計造成損失達3.16億元。
在眾多舉報人當中，最典型的是曾在紀檢機關辦案並得罪了龐家鈺的寶雞市司法局幹部曹長征，他在長達9年的時間裡持續調查並實名舉報龐家鈺。2002年，陝西省紀委派出一個工作組進駐寶雞市，但3個月後，工作組撤離，沒有下文。第二年，龐家鈺升任陝西省政協副主席。2005年8月，曹長征和寶雞市委、市政府6名工作人員一起實名舉報龐家鈺，引起了中紀委的高度重視。2006年3月，中央紀委調查組入駐寶雞，9月，龐家鈺歸案。
龐家鈺被扳倒了，但曹長征也在舉報過程中遭到了打擊報復，甚至被迫和妻子離婚。
「改革開放30年來，評出的10個反腐名人，其中9人都遭到打擊報復。很多舉報得不到有效回應，甚至經過層層轉批後回到被舉報單位，出現被舉報人拿著舉報信找舉報人談話的尷尬局面。」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何增科說。
人民群眾對**歷來深惡痛絕，並以強烈的責任感和極大的熱情積極投身反**鬥爭。據瞭解，全國檢察機關查辦職務犯罪的線索70%來自舉報，群眾舉報成了反**主渠道。最新的動向是，網絡成為民間反腐新戰場。但是，由於我們反腐舉報機制的不完善以及相關法律的缺失，國家為舉報人沒有提供很好的保護，往往使反腐英雄們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價，全國每年發生逾千起舉報人致殘、致死案件。
問責用人失誤，遏制帶病提拔
從我國目前已經具備的制度層面看，每一名官員都面臨著組織、紀檢監察和檢察機關等三個部門的監督，也就是說官員劣跡斑斑卻又想陞遷提拔，必須跨越這「三道防火牆」。
2003年7月至2008年12月，我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共審結違犯黨紀政紀案件85.2萬件，處分88.1萬人。其中，處分地廳級以上幹部2386人(不含軍隊)，縣處級幹部29905人，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24718人，其中不乏陳某某、鄭筱萸等高官。
在反腐力度不斷加大的形勢下，一些官員違紀違規的手法日漸高明，行為日漸隱蔽，演技越來越高超。上海市寶山區原區長秦裕2006年8月24日接受審查，之前的8月22日下午，他還主持了寶山區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幹部大會；正在接受審查的深圳市原市長許宗衡曾對媒體表示，要做「一個清廉的市長?不留敗筆?不留遺憾與罵名」。
當官員將善與惡、真與偽、勤政與貪腐，嫻熟地結合於一身的時候，雙面人的畫皮不易被戳穿，反腐倡廉的腳步顯得越發沉重。
地方一把手權力過於集中且強大，也使「三道防火牆」的效用大打折扣。吉林省靖宇縣委原書記李鐵成曾說：「如果組織部門沒有把我想調整的人裝進"盤子"裡來，我就會推翻，讓他們重來。因為我是縣委書記，是全縣的權力核心，有最後的拍板決定權。我要是不同意，這個"盤子"就端不上常委會討論，我不想用的人根本就沒有機會用起來。」
而某些地方組織、紀檢監察和檢察機關有關領導成員也並不想對帶病幹部動真格，甚至「防火牆」成了縱火同謀。這裡面的動機和玄機不一而足：或覺得某些幹部是同一小圈子人，很聽話，用得舒服，有病也要提拔；或出於一損俱損的官官相護心理，恐窩案拔出蘿蔔帶出泥；或誤認為「**乃經濟發展必要潤滑劑」，而動輒以某某幹部抓經濟、抓招商、抓開發有功來說情，對其**犯罪特殊「豁免」。
**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最近印發了《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其中「違反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有關規定，導致用人失察、失誤，造成惡劣影響的」，「對檢舉人、控告人打擊、報復、陷害的」等問責情節尤其引人關注。這也意味著，為**官員打開陞遷大門的一把手們，也將受到嚴懲，官員「邊腐邊升」的現象有望得到一定遏制，但還需要出台問責細則和配套規定。(記者秦亞洲范春生)
庸官在堂，銳氣不揚
如果把貪官比作幹部隊伍的明顯硬傷，那麼，庸官則是不顯眼卻危害極大的內傷。
「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保爾?柯察金的這句名言激勵無數人奮發有為。但是在官場，「庸官在堂」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政治生態，不學無術、投機鑽營、明哲保身者大有人在。庸官怎樣尸位素餐？庸官何以碌碌無為？怎麼讓庸官讓、能官上？
貪官是硬傷，庸官是內傷
半月談記者在基層採訪時聽說這樣一件事：某市一領導秘書獲擢升，到下面某縣任「一把手」，臨別時其領導贈言：「上任後，不期望你能有多大政績，但有三句話你必須牢牢記住：第一句，希望你不要出問題；第二句，還是希望你不要出問題；第三句，希望你千萬不要出問題。」
在這位領導眼裡，為官從政即使平庸一點並無大礙，但你要是一旦出了什麼問題，那就一損俱損，前程盡失了。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可謂庸官的一大典型特徵。從廉政角度劃分，官員大致可分為清官和貪官兩類；從勤政角度劃分，則可劃分為能官和庸官。庸官還可以再細分清廉且平庸之官和平庸且貪婪之官兩種，後者自有黨紀國法管束，前者的危害則往往容易被忽視。
三類庸官畫像：混，鑽，滑
不學無術型，可概括為一個「混」字。這類庸官大多靠關係或金錢開路走上領導崗位，本身不學無術，整天無所事事。他們坐辦公室不外乎呷茶品煙搓麻，做報告有秘書備好的現成稿子，開會發言順著領導的「竹竿」往上爬，遇事「研究、研究」打官腔，反正前後左右都有人伺候，總能混一個瀟灑自如。
投機鑽營型，可概括為一個「鑽」字。這類庸官在其位不謀其政，熱衷於作秀，投上級領導所好，撈取政治資本，為仕途陞遷鋪路。整天夾著個皮包趕會場，吞吐一堆八股套話；奔忙於剪綵、慶典、揭幕等秀場，在攝像機鏡頭前笑容可掬；偶爾「深入」群眾，不過是裝裝樣子，蜻蜓點水留下幾個鏡頭就拍屁股走人……
明哲保身型，可概括為一個「滑」字。這類官員智商、情商不可謂不高，但都沒有用到正經工作上。這類官員深信「不做事沒事，做事會出事」，把「難得糊塗」視為做官最高境界，遇見矛盾就躲、就推，躲不開也不明確表態，打太極、和稀泥；對群眾疾苦和訴求視而不見、麻木不仁，萬一出了事，就想盡辦法捂蓋子、卸責任。
半月談記者在東部某縣採訪時，認識了當地分管文教衛生的一位副縣長。該縣一家醫院改制後，醫生的收入直接與科室創收掛鉤，迫使醫生開大處方，對患者重複檢查。醫院部分職工遂向媒體自曝醜聞，以期政府回購醫院。作為分管領導，這位副縣長也希望通過政府回購的方式解決問題。但是回購醫院需要投入一大筆錢，更重要的是，政府回購醫院後能否解決問題，這位副縣長心裡沒有底。於是，這位副縣長不是主動向縣長匯報情況，而是任由事態惡性發展。
他對記者說：「分管的部門出了問題，我要負一定的領導責任，但負主要責任的還是擁有拍板權的正職，如果正職採納了我的意見，結果事情沒辦好，我就要承擔更大的責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庸官何以碌碌無為
庸官並非與生俱來。他們的龐大存在，自有其生存土壤和空間。這與當前幹部選拔任用機制尚不完善有很大關係。由於缺乏科學的幹部業績評價機制，一些官員「啥都不幹，難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擔風險；組織考核，沒有缺點」。就算不思進取、無所作為，只要不犯錯誤，不僅可以在領導崗位上風平浪靜，還可以通過熬資歷按時陞遷。
幹好干壞一個樣，甚至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搗蛋的，這種歪風邪氣逐漸形成一種強大的官場「磁場」，把很多想幹事、能幹事的優秀幹部也吸入其中，使他們轉而甘於平庸、隨波逐流，原本能成為能官的最終還是淪為庸官。
江西九江市有位鎮長，做事很有魄力，為當地老百姓做了很多實事。2003年，該鎮黨委書記被提拔為副縣長後，當地幹部群眾都認為這位鎮長是理所當然的鎮黨委書記人選。但事與願違，縣裡另派他人補缺。這名鎮長雖然有點不服氣，但認為自己資歷尚淺，還是堅決擁護組織決定，工作仍然兢兢業業。兩年後，鎮黨委書記一職再次出現空缺，這次他覺得應該輪到自己了，可惜又一次希望落空。接下來幾年，鎮裡一些年輕幹部紛紛被提拔，唯獨他一直原地踏步。
經歷一次次打擊後，這位鎮長開始動搖了，認為自己工作再出色也沒有陞遷機會，還不如做個太平官。半月談記者最近見到他時，感覺他明顯頹廢了，上面推一步他就挪一下，上面沒要求他就不動，先前那種幹勁已經不復存在了。
江西省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部教授高繼民認為，幹部提拔並非完全取決於個人政績，還有很多人為因素，這種現象在基層較為常見。一些能力突出、群眾口碑好的幹部原來也有一番幹事業的雄心壯志，但在職位陞遷上屢受打擊後，容易產生消極應對心理。
平者讓、劣者下、能者上
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我們黨對各級領導幹部的根本要求。身為領導幹部，就是要為民眾做磨刀石、做渡河船、做及時雨，在事業上始終保持一顆進取的心，多做造福民眾的好事實事，這才是人間正道，為官根本。
我們反對貪污受賄的官，反對弄虛作假撈取政績的官，我們同樣也反對那種雖然兩袖清風但無所作為的庸官。拿著人民給予的俸祿，卻對關係民眾切身利益的事情一拖再拖，以致矛盾、問題日積月累，由小變大、由大變炸，群體性事件頻發，黨群、干群關係惡化。近年來發生的「甕安事件」、「孟連事件」等群體性事件，大多可以看到庸官不作為的影子。概而言之，領導幹部沒有盡到自己的職責，就是失職，即使無錯也是「過」，是官場消極**的另一種形態。
庸官不治，如何讓廣大群眾感到黨和政府的溫暖？如何讓人們相信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治庸，必須動真格，對不想幹事、不會幹事、幹不成事的庸官，必須鐵腕狠治，堅決採取組織措施，將其清理出領導崗位。與此同時，更要進一步建立起科學、有效的幹部業績考核評價體系，進一步完善幹部選拔任用機制，以制度管人，真正做到「平者讓、劣者下、能者上」。唯有如此，才能使庸官失去生存的土壤和市場，無處藏身，才能警示為官者時刻牢記宗旨，盡心盡力為民多做事、做好事、做成事。(記者楊三軍沈洋李忠將)
典型個案鏈接：長沙：庸官是怎樣現形的
前不久，湖南長沙市召集全市所有副處以上領導幹部，公開並講評了2008年度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績效考核結果，特別點名通報11名領導幹部被評為基本稱職。包括長沙市建委副主任、瀏陽市副市長、望城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在內，除一名因安全事故受到過黨內警告處分外，其他10名均無硬傷。這11人全被誡勉談話，績效獎金全部扣除，市委組織部明確規定一年之內不得提拔使用，其中長沙市物價局一名副局長、民政局一名副局長被免職。第一次有這麼多沒有硬傷的官員被評為基本稱職，長沙官場為之震動。「在長沙如果有人當官想混，肯定不好混了。」這是長沙市規劃局局長馮意剛在考核通報會現場的第一感觸。
長沙市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績效辦主任肖良定說，長沙很多官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因為通過制度化的考核，沒有硬傷也可能被評為基本稱職，那就等於說每個官員工作不努力都有可能被評上。
記者從長沙市委組織部瞭解到,長沙的做法已經獲得了中組部肯定。中組部《組工通訊》最近以《就是要讓幹好干壞不一樣》為題發表評論，向全國各地組織部門推介長沙做法。
基本稱職官員現出原形，乃是長沙強力探索政府績效考核的結果。優秀、稱職、基本稱職和不稱職，是組織部門對領導幹部年度履職情況的四種描述。長沙市有近900名在崗處級官員，評定為不稱職者一般皆因違法犯罪受到法律制裁。碌碌無為的官員儘管客觀存在，但組織部門年度考核評定往往難以將其評為基本稱職，主要原因是缺乏一套比較科學、可具體操作的制度，把一個沒有硬傷的官員評為基本稱職，好像是市委、組織部或者某個人在跟誰過不去。在長沙，2005年度基本稱職只評了2人，其中一人還有硬傷，2006年度基本稱職則為零。
為了整頓吏治，提高政府效率，從2007年始，長沙市委市政府提出「省內率先、中部領先、全國爭先」的工作目標，由市委組織部負責全市領導班子和領導班子成員的績效考核工作，專設市績效考核辦公室。從工作目標、自身建設、公眾評估三大板塊，分別對全市9個區縣(市)、99個市直黨政職能部門進行績效考評，再根據考核得分，分類排出一二三等，獎優罰劣。
相對於領導班子，領導班子成員個人政績如何評價更是吏治難點。長沙市全力攻關，2008年度全市835名副處以上在崗領導幹部，全部被評出個人績效考核得分，並分出一二三四等。得分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一是與班子績效考核得分掛鉤，二是由幹部職工測評、班子成員測評和班子正職測評(正職則由分管市領導測評)匯聚而成的民主測評綜合得分。
在界定「基本稱職」官員時，長沙市特別設置了「甄別考察」程序，依據年度績效得分情況需要甄別考察的對象包括：在本類別領導班子成員中得分排名後5%者；在本類別領導班子成員民主測評綜合得分中排名後2%者；所負責工作定量指標有一項得分低於60%等六種情況。排出對像後，由市委組織部逐個甄別考察，把對像履職中的不足，從主客觀、內外因等方面搞清楚，出具書面考察報告，以及評定等次和任免調整建議，報市委常委會審定。
長沙市一名區縣(市)級政府副職領導幹部，2008年個人績效考核總得分，在包括黨委、政府、人大、政協正副職領導及法院、檢察院負責人在內共25人當中，都排在最後一位。市委績效辦對其進行覆核後，瞭解到此人工作能力有待提高，原來在班子中分管的計劃生育工作形勢嚴峻，後被調整由他人接管。此人遂被評定為基本稱職並被誡勉談話。
長沙市某局一位副局長，2008年個人績效考核總得分在全市「社會發展」類別市直政府職能部門129名領導幹部中排最後。市委績效辦對其進行覆核後，發現此人儘管上一年度已因基本稱職被市委組織部誡勉談話，但「其個性、能力、水平和履職情況仍然與崗位要求有很大差距」。最終，這名副局長還是被評定基本稱職並免職。
據長沙市委常委、組織部長范小新介紹，2008年度，長沙市共有50名領導幹部被列入基本稱職甄別考察對象，共有11人被確定為基本稱職，其中兩人被免職，26人被組織部誡勉談話。隨著庸官不犯錯誤難評出、難下來的困局被突破，少數幹部朝氣不足的「職務疲勞症」得到有效遏制，激發了幹部隊伍幹事創業的動力和活力。
湖南省委常委、長沙市委書記陳潤兒在接受半月談記者採訪時談到，探索領導班子和領導個人績效考核制度,中央有要求、群眾有呼聲，長沙在此過程中初步摸索出將「考事與考人、能上與能下、官評與民評、對上與對下」四統一的做法，評價官員優劣試圖尋求公正、透明、統一的尺度，解決「干與不干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幹好干壞一個樣」的難題。(半月談記者段羨菊蘇曉洲)
一掃官場暮氣，幹部年輕化再躍快車道
長期以來，我國幹部選拔制度中論資排輩熬級別的現象普遍，幹部隊伍年齡結構偏老，一些機關暮氣沉沉，改革發展事業亟待注入新鮮的血液。
於是，全國年輕幹部培養選拔工作再度提速。
不久前，29歲、擁有清華大學碩士文憑的周森鋒當選湖北宜城市市長，24歲的海歸碩士趙臻出任昆明市委辦公廳廳務委員，這兩則消息都引起全國媒體的強烈關注。然而他們並非特例，昆明市公開選拔60名副縣級幹部，當選者有30名屬80後，趙臻只是其中之一；湖北省近日也發佈公告，公開選拔215名年輕廳級和處級幹部。
70後、80後，一批年輕幹部在政壇嶄露頭角
其實，在周森鋒、趙臻之前，已有一批80後幹部在各地政壇嶄露頭角。去年3月，28歲的張輝被任命為共青團山東省委副書記；今年初，25歲的孫靚靚被任命為共青團泰州市委副書記。雖然沒有確切數字公佈，但毫無疑問，在各地黨政機關中，為數不少的80後已經走上縣處級領導崗位。
「選拔優秀年輕幹部，是當前完善幹部隊伍結構的迫切需要。」昆明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李康接受半月談記者採訪時說，目前幹部隊伍學歷偏低、年齡偏老的情況仍然突出，如果不加大選拔年輕幹部力度，今後恐怕會出現青黃不接的局面。
以昆明市為例，前年和去年縣區級黨政領導班子換屆時，要求新班子配備一名35歲以下的幹部，有幾個縣區竟然一個都選不出來。現在縣級黨政領導班子中，大多數人出生於上個世紀60年代，出生於70年代的只是少數。
幹部隊伍年齡結構偏老的問題，已經引起國家層面高度重視。今年2月，黨中央制定下發《2009－2020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後備幹部隊伍建設規劃》，對新一輪培養選拔年輕幹部工作進行部署，這是黨中央首次制定黨政領導班子後備幹部隊伍建設規劃。3月30日，全國培養選拔年輕幹部工作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強調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形成有利於優秀年輕幹部脫穎而出的選拔機制。
打破論資排輩，創新年輕幹部選拔機制
我國幹部選拔任用堅持任人唯賢、德才兼備的原則，在幹部匱乏的年代，年輕幹部脫穎而出和破格晉陞不足為奇，但在幹部隊伍發展壯大之後，選拔一個崗位的幹部有了多個人選，論資排輩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在這種官場陳規之下，機關大量人才積壓，年輕幹部只能熬日子混資歷，幹事創業的銳氣受挫，積極進取和開拓創新等優勢難以發揮。有些機關單位老氣橫秋，跟不上時代發展的要求，行政效能低下，種種弊端由此產生。
「加快選拔年輕幹部的步伐，必須打破論資排輩的現象。」長期從事組織工作的李康認為，「選拔年輕幹部要探索新的選拔機制，比如公開選拔、公推直選、競爭上崗等。要放寬選人用人的視野，注重道德品行、培養潛力和工作實績，創造有利於年輕幹部脫穎而出的條件。」
去年7月，昆明市出台《關於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見》。其中提出，要不斷加大年輕幹部的培養選拔力度，對工作實績特別突出的優秀年輕幹部，經組織批准可依照有關規定破格、越級晉陞職務。
公開選拔，是當前選拔年輕幹部常見的一種方式。李康告訴記者，去年初，昆明市發佈公告面向全國公開選拔100名縣處級後備幹部，吸引了1000多名各類人才踴躍報名。為使選拔程序公正透明，組織部門採取了當場公佈面試成績、引入心理測評等辦法。最終選出的優秀年輕幹部，被安排到市級機關和縣區擔任助理職務，並被派到招商引資、信訪部門和基層一線鍛煉。
「公開選拔幹部的方式出現已經有10多年，目前仍在不斷探索和完善，最近幾年來，各地公選幹部的力度不斷加大。」雲南省委組織部研究室副主任劉烈平介紹，公選幹部的主要特點是年輕化和知識化，它拓寬了幹部選拔的範圍，為年輕幹部快速成長提供了一條快車道。此外，「公推直選」和「競爭上崗」也是幹部選拔的創新方法，使更多年輕幹部能公平地參與競爭。
幹部要年輕化，更要基層化
對於在政壇嶄露頭角的80後幹部，網民的質疑和擔憂不絕於耳：這些生長於改革開放以後的年輕人，走出大學校門還沒有幾年，缺少基層工作經驗，走上縣處級領導崗位後能否擔起重任？能否經受得住各種誘惑和考驗？
仍顯稚氣未脫的趙臻表示，自己對勝任新崗位充滿信心，但也感受到很大的壓力：「到了新崗位後，我要盡快熟悉各項政策、提高綜合協調能力，增強政治意識和大局意識。」29歲市長周森鋒坦言，雖然自己基本打開了工作局面，但閱歷和實踐經驗相對單薄。他表示：「要在工作中多思考、多學習，多實踐，多擔當，多歷練自己。」
中央黨校中央國家機關分校常務副校長談宜彥認為：「年齡並不是主要問題，關鍵在於兩個素質：基層工作經驗和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這兩個素質對地方幹部尤其重要。」他對青年幹部提出建議，一定要走進鄉村體驗民生，瞭解社情民意，以培養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
「不歷州縣，不擬台省」－－唐代賢相張九齡提出的這個選官原則，時至今日仍值得借鑒。如今許多幹部缺少基層鍛煉，是從家門到校門再到機關門的「三門幹部」，容易出現作風漂浮、脫離群眾的危險。李康認為：「年輕幹部缺少經驗，必須通過深入基層和實踐鍛煉補上一課，在實踐鍛煉中提升綜合素質。」
李康告訴記者，對這批副縣級掛職幹部，昆明市實行同等待遇、同等管理和同等考核，既確保他們有職有權，又要嚴格考核管理。考核優勝者將有機會充實到領導班子中，不合格者將重回原職或調整崗位。這將促進年輕幹部求真務實、埋頭苦幹，而不是無所事事地做「太平官」。
年輕幹部走上領導崗位，無疑對憑借資歷等待提拔的幹部形成了衝擊。有人抱怨說：「本地幹部都排著隊呢，招這麼多年輕人，以後提拔更難了！」李康對這種看法並不苟同，認為這正是論資排輩的思想在作祟，他表示：「常規選拔程序還是主渠道，真正有能力就會得到重用。改革發展事業有了接班人，我們應該感到高興，更應該有"老牛自知夕陽晚，不用揚鞭自奮蹄"的緊迫感。」
幹部隊伍新老交替和合作是永無完結的歷史過程。全國各個層次的優秀年輕幹部數量仍然偏少，公眾期待選拔年輕幹部的程序更加民主透明，期待80後、70後廳處級幹部真正能洋溢著朝氣、生氣和銳氣，一掃地方官場暮氣。在此形勢下，培養選拔年輕幹部的步子還要邁得再大些，幹部年輕化的清新之風還要來得更猛烈些！(記者伍曉陽)(來源：半月談)
4名問題高官高密度落馬的標本性意義
2009年06月21日來源：新華網
日前，天津市原市委常委皮黔生被調查，這已是中國本月第四次公佈對「問題高官」的處理情況。之前，官方分別通報，8日深圳市長許宗衡被調查，9日原公安部長助理鄭少東被調查，12日全國人大財經委原副主任委員朱志剛被調查。
6月份，先後相繼落馬4名問題高官全部是副省級以上的官員，其職位之高、密度之大，極為罕見，標誌著我國掀起了新一輪反腐高潮，中國政壇刮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腐風暴」。2009年6月份，可以說是一個「高官落馬月」，在我國反腐工作上具有標本性意義。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4名問題高官的落馬，再一次證明了這一點：不論官員的權力有多大、職務有多高、根子有多深、關係有多硬、隱蔽有多嚴，只要敢鋌而走險、以身試法，挑釁黨紀國法的權威，就必將會被繩之以法，受到法律的嚴懲。4名問題高官的落馬，也表明了黨中央堅決查處大案要案的決心，說明中央對待反腐工作是認真嚴肅的，是要動真格的，對待**分子發現一個查處一個，毫不留情、絕不手軟，這必將對**分子起到極大的心理震懾作用。
黨中央這次連續查處4名高官的另外一個亮點，是沒有「猶把琵琶半掩面」，遮遮蓋蓋、吞吞吐吐，而是第一時間披露了相關信息，提高了反腐工作的透明度，保證了公眾的知情權、監督權，防止了一些流言蜚語、「小道信息」的肆意傳播、混淆視聽。
貪污**等問題官員是幹部隊伍中的「害群之馬」，這些問題官員嚴重地敗壞了黨風政風，是侵吞人民財產的「蛀蟲」，是危害社稷安危的「罪魁」，是阻礙經濟社會發展的「絆腳石」「攔路虎」。**分子為人民所唾棄、國法所不容。
查處形形色色的**分子，是貫徹從嚴治黨方針的重要體現，懲治**、端正黨風的有效手段。**以來，黨中央嚴肅查處了劉方仁、高嚴、杜世成、劉志華、邱曉華、鄭筱萸等一大批貪官，有力地純潔了黨員幹部隊伍、端正了黨風政風。2007年6月25日，**中央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發表重要講話時強調：「在堅決懲治**的同時，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預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設，加強領導幹部廉潔自律工作，堅決查辦違紀違法案件。」**報告把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定位為「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進一步明確要「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的方針，紮實推進懲治和預防**體系建設」，特別是提出了加強反腐倡廉建設的原則、途徑和目標，標誌著我們黨對反腐倡廉建設的規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肅貪需重拳。重拳打擊**分子的囂張氣焰是反腐工作的現實需要，是人民群眾的所求所盼。但是，反腐工作是一項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的工作，不是說查處一批高官，搞幾次反腐風暴，就萬事大吉了，就能從根本的上解決問題了。嚴懲**官員只是反腐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根治**必須要抓源頭、抓根本，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才能取得最終的勝利。要建立健全反腐工作制度。制度建設是反腐工作的根本，懲治**的核心是制度。在建立健全制度的同時，關鍵是要抓好反腐制度的落實，以制度反腐；要推行官員財產公開制度。定期把官員財產拿出來曬一曬，向公眾真實地公開官員的財產狀況，廉潔不廉潔，一曬便知道；要加強對權力的制約。濫用權力是官員**的源頭，官員不能濫用權力，**也就無從談起了。要進一步提高公務的透明度，落實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變「暗箱作業」為「陽光操作」，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官員哪些見不得天日的**行為自然也就灰飛煙滅了。
4名問題高官的相繼落馬，筆者也是感慨萬千，不由想起了陳毅同志的一首詩：「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黨和人民在監督，萬目睽睽難逃脫」。在此也奉勸哪些尚未落馬的貪官「貪海無邊，回頭是岸」！（閆華）
2008年諸多高官落馬官商勾結「江湖」氣息盛行
2009年01月01日
來源：南風窗
本刊記者邢少文
1973年，香港成立廉政公署，結束了一個法制混亂的時代。此後，包括總警司、總華探長以及眾多黑幫紛紛垮台，出逃的出逃，坐牢的坐牢，一時間「江湖告急」。正常的法律秩序取代了江湖的地下秩序，暴風驟雨之中，眾多黑社會大佬們紛紛驚呼，「時代不同了」！
2008年，正值中國改革開放30年，這一年，紀檢部門反腐風暴勁刮，諸多高官紛紛落馬。
在這些「雷老虎」落馬的身後，亦浮現出一批「幫派」人物。在過去的30年中，這些人被合稱為「權貴資本」。其中，官商勾結，灰色地帶發家之事，與「江湖」不無類似。
這一年，湧金集團魏東『自殺』，「公路大王」劉根山被捕，金元帝國向德洪被雙規，中國首富黃光裕遭調查。此外，古井貢的王效金、福禧投資的張榮坤也於這一年獲刑，而三鹿集團曾經的全國勞模田文華亦被刑拘。
新的時代，新的階層，公眾執著於對企業家進行「道德」追問。這一年，萬科的王石、蒙牛的牛根生等向來以「德高藝馨」面目示人的企業家也曾飽受爭議。
諸多的追問，這些年中其實一直在延續，所有的指向都是30年來中國企業家這個新興階層身上的「道德」與「倫理」。
更深的疑問則在於，時代是否真的已不同？
金融與實業的遊戲
在許多故事中，資本市場是一個滋生**、貪婪與罪惡的場所，頗像黑社會操縱下的賭場。
歲末寒冬，企業界最衝擊眼球的事件，莫過於國美電器董事長黃光裕的被調查。年輕的中國首富、神秘的第一桶金、快速的財富積累、強悍的商業作風、二次被查、光頭，等等，這些元素使黃看上去頗具「江湖大佬」的形象。
雖然截至目前，黃光裕「犯事」的真實原因仍未明瞭，但從官方已透露的信息來看，大概集中於證券市場操縱嫌疑，涉及黃光裕控制的三聯商社、中關村重組事宜，以及其兄黃俊欽控制的st金泰。此外，未經官方證實的消息還包括行賄商務部官員和騙取銀行貸款。
國美電器的全國分店雖然已達1200家，但在行業人士看來，電器銷售屬於薄利。而國美商業模式的核心之一，就是佔用供貨商3~4個月的短期流動資金，利用供貨商的短期資金，黃光裕如銀行吸儲般將這些浮動資金用於門店擴張，並投向房地產和資本市場，這或許才是獲取高利潤回報的領域。這對於銀行借貸比較困難的民營企業而言，相當於「類金融模式」。
國美電器借殼中國鵬潤在香港上市之後，黃光裕曾數次套現，在2008年胡潤百富榜中財富排名以430億元位居第一。
在黃參與中關村以及三聯商社的重組之中，都隱現了資本市場上慣常所用的一種手段，即「高估資產－－注資控股－－套現」。
做實業是一分錢一分錢掙，實在太累，而資本市場的暴富機會明顯大得多。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受此誘惑者不知凡幾。先以實業為概念，再通過資本市場，獲取大量資金，繼續擴大和多元化，打造「產融結合」的商業帝國。前有德隆的唐萬新兄弟，後有黃光裕兄弟。
「最後的公路大王」，海茂盛企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根山的倒下，亦可從中尋見類似軌跡。
2000年開始，上海及浙江等地政府開始嘗試「鼓勵社會資本進入基礎建設、道路建設」的政策，在公路建設中嘗試引進民營資本。高速公路等大型公路長期穩定的投資收益，使得民間資本趨之若鶩。在上海，劉根山控股了滬青平高速公路，又參股了同三高速公路的上海段和南環高速，在浙江又拿下了寧波繞城高速、甬金高速公路和北侖港高速三條公路的控股權。
但同樣的道理，高速公路雖有穩定的收益，但財富積累過程「太慢」，一條高速公路需要10年以上才能贏利。而劉根山著眼之處則在於，如何將這些公路資產包裝後注入香港的殼公司，以便在資本市場上獲取大利。
在此之後，由於香港資本市場的監管嚴格，劉根山的公路資產未能如願注入香港殼公司，在資本市場遭受沉重打擊。而由於攤子鋪得過大，資金周轉不靈，劉根山利用銀行貸款在不同的項目間進行騰挪，2008年6月5日終於東窗事發，被浙江警方刑拘，罪名是涉嫌抽逃巨額註冊資本金。
「八個杯子七個蓋」的遊戲，前有顧雛軍，今有劉根山。而2006年上海社保案的核心人物之一，同為「公路大王」的福禧投資控股董事長張榮坤的墜落之路，亦與劉根山無太大差別，坐莊海欣股份，以公路建設為名獲取大量銀行貸款，再將資金投向房地產和資本市場等「來錢快」的產業。
當某一天這個遊戲玩不轉的時候，操縱交易、造假欺詐、違規挪用等等的罪名便隨之而來。一個虛假繁榮的「商業帝國」瞬間便可煙消雲散，叱吒風雲的「江湖大佬」一朝便身陷囹圄。
誰的「原罪」？
遊戲自有遊戲的規則，相對證券市場操縱交易、虛報資本、抽逃註冊資本金等相對量刑較輕的罪名而言，這一遊戲失敗更嚴重的罪名則是類似張榮坤的行賄罪。
在這些企業家構築「商業帝國」的過程之中，需要兩個條件，一為項目，二為銀行貸款，項目能夠搭建起「實業」，資金能夠構築「金融」。膽大者，更可以「空手套白狼」。而這兩項資源，在轉型中國，掌握在政府部門官員的手中。
黃光裕2006年受查一事，曾被指與原北京中行行長牛忠光案有關。劉根山案的身後，則是原紹興市委書記馮順橋、原浙江省交通廳廳長趙詹奇等高層人士的案發，劉並牽涉在原建行行長張恩照受賄案中。
以行賄、造假、騙貸、騰挪的方式獲得項目和資金，對於部分民營企業家而言，似乎是一條難以抗拒的致富捷徑，這一方面也因為他們面臨著與國有企業天然優勢以及跨國企業財大氣粗的「不平等競爭」。
違規者，要麼官商勾結快速獲得新資源，要麼與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官員一道瓜分國有資產。後者如顧雛軍及張海，更拉上國有企業的當家人一同「下水」。貴州金元董事長向德洪的被雙規，亦與涉嫌造成國有資產流失有關。
而由於證券市場和產權交易市場的不成熟，法律法規不細化，執行和監督機制的缺失，使得類似的黑色交易得以大行其道。項目審批、國有企業轉制、公共項目招投標、銀行貸款，無一不涉及政府官員手中的權力出租以及萬能的「政府信用」。
如果說，這是民營企業家的「原罪」，那麼，「原罪」之過歸誰？「權力尋租」是對市場規則和法律的踐踏，還是「逼良為娼」？
民企多舛，1982年，「溫州八大王」曾因「投機倒把罪」被全國通緝，抓的抓，逃的逃，個體戶年廣久也曾幾度入獄，再至後來，亦有孫大午的非法民間集資罪等等。如今看來，這些罪名顯然是時代的產物，有著政治意識形態和法制建設滯後的印記。
如今的問題則由「無法可依」變為「有法不依」，但是在制度不完善之時完成了原始積累的企業家，思維與做法卻仍然停留在發家時代，與其說他們犯的是「原罪」，倒不如說是「現罪」。其背後，仍是「權力尋租」的巨大空間，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江湖風險。
道德與倫理
道德在很多時候是一個不靠譜的東西，在你死我活的江湖之中，更是如此。
在這一年中，三鹿集團董事長田文華從全國勞模淪為公眾眼中的「毒奶大王」，連此前聲名頗佳的牛根生亦受三聚氰胺事件之累，被抨擊為利用「民族牌」的廉價眼淚來獲取公眾的同情。
老牛的呼聲完全可能發自一片真誠，但令人尷尬的是，事實上這種情感模式在客觀上卻可能有損「民族利益」：請設想，如果一家蒙古國的公司出資收購以蒙古族牧民在內蒙古草原上飼養的奶牛為奶源的奶業公司，是否還存在民族品牌的危機？
人們不必期望企業家突破狹隘的民族想像，為全社會提供稀缺的精神糧食，這不是企業家的分內之職。只要食品可吃、物品可用、房子不倒、借錢能還、把顧客當人而不用當作上帝，慣於貼近底線生存的中國人民就能滿意了。
如果說守法經營是企業倫理的底線，那麼，富有社會責任感則應是企業家的更高追求。多數的企業家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主要體現在為股東創造價值，為社會創造稅收和就業上。但在2008年，有一個人卻因為「社會責任」而飽受批評，這個人就是萬科董事長王石。
在「5?12大地震」後的慈善捐贈中，王石撰文認為萬科捐贈220萬的數目沒有不當，「捐贈不能給企業造成負擔」、「做慈善是一種常態」的觀點，遭來網民的罵聲一片，認為這不符合王石和萬科一向以來樹立的慈善形象，過於吝嗇，缺乏社會責任感。
民眾的批評雖然過於感性，評判企業和企業家慈善的標準過於簡單，將法律範疇外的自願捐贈數額的多少，一次捐贈數額的多少，完全等同於企業社會責任踐行的多少。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在一個新的時代，民眾對企業家普遍抱有不信任感，即使在萬科承諾無償投入1億元用於災後重建之後。企業家面臨著「道德」與「社會責任感」的信任危機，慈善行為幾乎已經成為國產企業家從社會輿論中唯一可以獲得的「檢疫合格證」和「免罪符」。而且證書的有效期並不確定，全視下一次慈善表現而定，被吊銷是一瞬間的事。病態社會裡的病態慈善，應該被批評的，遠不僅是企業家階層。
在過去的30年裡，中國的企業家們埋頭掙錢，利用各種各樣的資源分配通道和個人智慧，獲得了財富的積累，他們似乎還沒有來得及仔細考慮如何實現「取之於社會，還之於社會」的商業信條。
在法律規定的範疇之外，在公共財政不能惠及或不足的地區和人群，人們更願意看到企業或者企業家懷抱更為寬廣的仁濟之心，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貧富差距極大的國度，特別是在企業的發展是依靠一些資源的不合理分配，以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來獲取的情況之下。這也是類似房地產企業或者壟斷型企業為什麼在此次捐贈中最為飽受非議的一個原因。
在對諸多捐贈數額小的企業家的批判中，另一個人物則受到網民推崇。他就是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公司的董事長陳光標。在地震後的第三天，陳光標即親自率領自己公司的職員開著60台重型機械奔赴災區參與救援，並隨身帶上百萬餘元現金，到災區親手給災民發放。在此次地震救援中，陳光標共捐贈785萬元現金，以及大量的物資。
如何在一個新的時代重塑企業倫理，是建設在法律、社會制度、公司治理結構改善的基礎之上的。而在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諸多企業家的道德心被塵蔽，慈善心則被壓抑了。
如果中國社會確實在走向成熟，那麼企業家的成熟，也應該是同步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