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第三百六十六節 意見稿 文 / 黃初
第三百六十六節意見稿
戰後對日處理問題，直到范哈兒親自與會，並且指出同樣的問題後，中國代表團的胡適等人，才開始認真研究這個問題。
不是他們懶，之前不願意思考，而是之前的中日戰事，讓國人根本看不到獲勝的希望，當然也就不會讓這些專家學者去研究不可能的命題了。現在中日戰勢明顯逆轉，其實就算沒有范哈兒的提醒，他們肯定也會開始研究怎麼處理對待日本的問題了。
其實范哈兒心中，對日本有一個最理想化的處理結果，就是讓日本和印度一樣『共產』主義化，那樣不說日本以後的穩定能持續多久，光是那種萬世一系的天皇制度，卻是注定要被終結了。
可惜，日本和印度的情況還是有很大不同，印度是因為本身有很多領導者親近『共產』主義，而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又因為二戰而大大削弱，有條件僅僅依靠外部的支援，就實現自身的『共產』主義革命。
但日本現在的法西斯統治極為強大，天皇制度又天生和『共產』主義衝突，所以除非蘇聯人直接出兵打下整個日本，否則僅僅依靠外界的軍事和理論支持，基本可能依靠日本國內的『共產』主義力量實現國家變革。
而要想要讓蘇聯出兵，以現在的情況卻是基本不可能。因為如今這個中國戰場的重要，讓羅斯福把大量本來計劃援助蘇聯的軍事物資，轉移到中國戰場來，這個時空的蘇聯因為少了大量的美援物資，而使自身的武裝實力大幅削減，此時進攻德國的力度都顯得有點不足，更不要說分兵進攻日本了。
事實上，此時同盟國陣營中，和日本關係最好的，就是蘇聯了。因為蘇聯無力攻擊日本，以至於更加擔心日本反過來進攻，所以主動結交之下，反而稍有「資敵」的嫌疑，更是乾脆以第三國際的名義，召回了日本國內的『共產』主義力量，使日本國內安定了不少。
雖然讓日本赤化不可能，不過范哈兒還是盡了一下努力。
他再次遊說王維舟，讓他通知**和蘇聯方面，希望蘇聯加強對日本的滲透，甚至為了表達事情的嚴重性，他還直接以美軍可能在戰後完全佔領日本，利用沿海島鏈和中國全面封鎖蘇聯這樣的威脅，來對他們發出警告。
范哈兒無法知道斯大林知道這樣的報告後，到底會做什麼決定，但是他相信，以斯大林的為人，在知道了這樣的威脅後，肯定會多少有所行動。那樣，自己的目的就算是已經達成了。
范哈兒最關注的，還是這一次的重慶國際會議。
由於現在中**力優勢已經開始顯現，很多戰略家都已經預見了中國的最終勝利，大家都對如何處理戰後日本這一議題開始思考和關係起來，以至於在范哈兒表達了對這些國際會議的關注後，老蔣也親自致電，並且派了張群過來親自與會，表達對討論結果的重視。
相比較而言，老蔣這個正統的「國家領袖」重視，自然更讓國際會議受寵若驚，學者對於討論，也變得更加開放和嚴謹起來。
在兩年前1942年的太平洋國家學會會議上時，中國代表團關注的重心是如何迅速打敗日本並使中國成為保證太平洋地區永久和平的主要力量。中國代表團團長施肇基在演說中指出，中國最大的希望，就是從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特別是廢除列強在華之領事裁判權。中國希望在戰爭勝利結束後能收回那些被武力或武力威脅奪去的土地，中國渴望戰後的和平與安全，中國將在戰後進行大規模的建設，中國歡迎外國來華投資並在技術上給予中國幫助。
當時胡適沒有出席會議，但他在給大會提交的論文中也表達了要求歸還被佔領土和列強放棄在華特權的同樣願望。同時胡適還表示，中國應該被允許參與戰後普遍安全計劃。
由於中國在1942年的會議上對戰後世界總體局勢及太平洋地區和平與安全問題缺乏一個明確而具體的表態，給人的印象似乎中國仍全神貫注於對日作戰之中，無力思考戰後的問題，有關戰後和平計劃的若幹著作都出自歐美學者之手。同時，由於中國未能把她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告訴世界，關於戰後世界的許多文章也未能對中國人民的和平目標和願望給予充分的注意。
而現在1944年重慶年會的召開，卻是直接響起了范哈兒關於如何處理日本的聲音。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的專家學者，當然要有所表態了。
為了改變這一局面，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於1944年出版了由學會會員周鯁生教授所寫的《贏得太平洋的和平》一書，明確中國對世界大戰的訴求。胡適在為該書所寫的前言中稱該書「儘管不代表中國政府的觀點，卻是最好地反映了許多中國知識界領袖人物的要求和希望」
周鯁生在他的著作中提出，要實現太平洋地區的永久和平，必須滿足四個條件。首先，日本在戰敗後必須徹底解除武裝；其次，中國與其他列強的關係必須有一個基本的重新調整；第三，太平洋地區的種族和民族問題必須公平加以解決；第四，建立一個地區性的機構以維持和平與安全。
關於戰後日本的處置問題，周鯁生認為：(一)戰後日本必須從滿洲完全撤軍，滿洲的主權自動歸還中國。日本必須放棄自1894年以來所取得的土地，日本只允許保留1894年以前它擁有的土地(琉球除外)。
(二)日本戰後必須解除武裝。日本的空軍和海軍力量應該完全消滅，現存的日本軍艦和飛機都必須交給盟國。地面部隊也必須嚴格限制其數量，只允許保留必要的維持國內秩序的力量。
(三)日本天皇的命運應由其在戰爭中所處的地位和所負的責任來決定。如果天皇事實上與軍事集團一起應對侵略行動負責，或者天皇事實上成為軍事集團的自覺工具，那就有足夠的理由廢除天皇。當然，如果天皇被證明是軍事寡頭政治的犧牲品，或者他曾努力在戰爭爆發前和戰爭期間對軍事集團所追求的侵略政策加以抑制，天皇的命運就純粹是一種日本的內部事務，應該完全由日本人民自己來處理。
(四)日本必須為其所實行的搶掠和侵略行徑給中國帶來的破壞，生命財產的損失提供充分的賠償。特別是日本必須將其在中國東北和其它中國領土上的投資、財產交給中國，無論其屬於國有還是私有。
這些意見，也就成了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在戰後日本處置及太平洋地區安全問題上的基本主張。
不僅刊登在了書上，也同樣詳細呈送范哈兒和老蔣兩人過目，為中國政府戰後對日處理一事，提供文化界的參考意見。
事實上，這一次會議比歷史上延長了很多，它的中心議題就是戰後日本的處置問題。
與會者在戰後日本解除武裝、領土變更及賠償問題上的看法大體一致。具體而言，各方達成一致之點有：(一)日本必須解除武裝。日本現有的軍事力量及軍事工廠必須摧毀，日本的徵兵制度、憲兵和秘密警察必須廢除，並且這些措施必須在盟軍佔領的最初階段實施。(二)嚴格執行開羅會議決定，不僅剝奪日本所轄之台灣、朝鮮及其委任統治島嶼，而且琉球、千島等地也須剝奪以作盟軍之海空軍戰略基地。(三)朝鮮必須獨立。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朝鮮有助於維護整個地區的穩定。但在朝鮮完全獨立之前，朝鮮由盟軍佔領。
讓朝鮮獨立，是開羅會議時老蔣極力爭取的結果，這一次會上對《開羅宣言》中所謂的「在預定時期內」(induecourse)朝鮮獨立的說法進行了討論。由於朝鮮流亡政府的代表此時就設在重慶，所以他們也派人參加了學會。朝鮮代表在會上就提出要求，希望朝鮮完全恢復主權的時間不得超過六個月。中國代表也表示，朝鮮獨立的早日實現有利於整個地區的安全。在盟軍佔領朝鮮期間，朝鮮的內部事務應由朝鮮人自己處理。
臨時補充的第四點，卻是日本必須為它的侵略行為所造成的損失給予賠償，賠償的大部分由光復後的土地上的日本財產充當。
戰爭賠償是國際慣例，不過此前的討論中都沒有涉及，范哈兒因為有個一戰的戰爭賠償先例，對於這個也不是很熱衷，以至於在會上有人提議要求日本賠軍費後，甚至還提了下「確實可以意思意思」，並沒有想要獅子大開口狠狠宰日本人一刀。還是胡適等學者，結合史實，給他反覆說明了戰爭勝敗的慣例，明白戰爭賠款也是對確保勝利的一種追加，才最終明確表態支持要求戰爭賠償。
當會議討論到天皇的處置與日本民主政治改革的方案及戰後日本經濟恢復之程度等問題時，與會者出現了分歧。
關於天皇的處置與日本民主政治的改革，一種觀點認為，天皇現在是並且將來仍可能是日本反動勢力利用的工具。天皇制度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基礎，應該加以廢除。另一種觀點認為，目前的天皇制度可以通過修改憲法的方式使之進化為較好的君主立憲制。
關於日本政制的未來，一些人認為，如果一面對日本實行經濟制裁，一面又試圖在日本建立民主政府，這是危險的。盟國首先要做的是維持日本國內的穩定，過度執行民主改革是不合適的。一種相反的意見認為，如果開始時日本的政制只有極小的或孤立的變化，那麼舊的官僚仍然會在舊的憲法下掌握權力，他們就可能很容易地阻礙進一步的政治和經濟改革，並且復活軍國主義。
關於天皇本人的處置問題，有人提出在如何處置天皇的措施最終決定之前，把天皇送往中國，或者送往倫敦，讓他在那裡「愉快地」度過餘生。當然也有人主張天皇的命運由日本人自己來決定。
關於日本工商業之地位及日本經濟恢復之程度，會上也出現了兩種相反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日本被佔領以後，其經濟生活應允許很快恢復。對日本經濟的嚴重壓制是危險的，它將導致日本不穩定期的延長，而日本政治社會不穩定對世界的安全是一種威脅，因為繁榮且不斷發展的經濟會具較少的侵略性。因此日本應被給予建立最低生活水平的機會。為此，在早期就應採取措施打開日本與其它國家貿易的渠道，也就是必須給日本一個機會，建立其在世界經濟中的位置。
一位英國會員說，除非我們給日本提供更多的出口機會，日本就不可能維持其已經很低的生活水平，那種認為我們可以摧毀日本的工業，要求日本進行賠償而日本仍能維持其生活水平的想法是不現實的。
不過中國會員表示，日本經濟的迅速恢復仍會帶來危險，那樣的話它會很容易再轉向戰爭生產。安全必須建立在相當的工業生產潛力上。中國希望自己能夠贏得時間以實現工業化，也即是在日本完全恢復之前實現自己的工業化。中國會員還指出，生活水平是相對的，戰後日本的生活水平不應以美國或英國的生活水平為標準，而應以中國、菲律賓或印度的生活水平為標準。無論根據道德、政治還是軍事的標準，中國和其他友好國家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應優先於日本。日本的恢復應視其他太平洋地區國家經濟重建的需要而定。
在這兩種不同的意見中，中國與英、美代表處於對立的地位。
出席太平洋學會新一次年會的中國代表團團長蔣夢麟把中國的立場概括為三條。
一是完全徹底地打敗日本；二是太平洋各國相互信任與合作；三是迅速把中國建成一個民主的工業化國家。
總之，中國不希望看到日本在戰後迅速恢復起來，但英美出於全球戰略的考慮決定在戰後扶持日本。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英美對戰後『共產』主義發展的估計。
1944初美**方的一份調查報告認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中國『共產』黨在它的整個歷史時期都忠誠地支持並遵循蘇聯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結論有：1.中國『共產』黨的民主是蘇維埃的民主，而不是「英美意義上的民主」；2.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由莫斯科發起並領導；3.蘇俄計劃在滿洲、朝鮮和華北製造由俄國人主導的地區；4.如果沒有滿洲和華北的自然資源，強大穩定的中國就不可能存在；5.為了阻止滿洲和華北脫離中國，中國就不能像歐洲那樣分為英美軍事行動區和蘇聯軍事行動區。
這樣，美國從對抗蘇聯在遠東的影響的目的出發，主張戰勝日本後把滿洲歸還中國，以幫助中國獲得完全的獨立和統一。也正是因為這一點，美國最終決定保留日本的天皇，並幫助日本迅速恢復經濟，以防止『共產』主義的擴張和日本國內可能出現的革命浪潮，這樣中國所希望的戰後徹底打敗日本並使中國迅速強大起來的願望再度落空。
范哈兒對於英美的背後目的，並沒有一個明確的認知。
事實上，他在得到這次學會提供的對日處理意見時，還是感覺非常滿意的。因為這份意見，幾乎是史實上對日最終處理的追加，比原本時空的要嚴厲很多。他覺得，就算這一份協議還有所不完美，但只要嚴格按照上面的意見那樣處理，那日本就絕對不可能在戰後二三十年內就輕易翻身。
范哈兒來達到這個世界，最大的目的就是改變中國，改變原來中國的悲慘命運。
現在，中國的命運肯定已經被改變，但范哈兒還想讓未來中國變得更美好一點，只是這一次的願望，就不想前面那個一樣堅決強硬了。
如果能大幅削弱日本當然好，就算做不到也沒關係，反正有自己的存在，有的是時間再慢慢收拾它。
連范哈兒這樣比較「極端」的反日人士，都對現在這份對日處理意見表達認可了，相對溫和的蔣委員長，對於這份意見稿當然更加能夠接受了。他甚至還有點擔心，這樣「極端」的處理結果提前公佈，會不會激發日本人更加堅決的抵抗，如果那樣的話，這份處理意見甚至還應該再保密一段時間。
可惜，這是國際會議的意見稿，知道的人太多，根本不可能保密。
當老蔣最終一字一句看完意見稿的全部內容，甚至還很是感歎的說了一句：
「好戰亡國，此後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幾十年的成就終將毀於一旦，日人知此，當後悔挑釁中華泱泱大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