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包公無私,流芳百世 文 / 繞地球一半
為了父母辭官職.
包公即包拯(公元999-1062年),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父親包儀,曾任朝散大夫,死後追贈刑部侍郎。包公少年時便以孝而聞名,xing直敦厚。在宋仁宗天聖五年,即公元1027年中了進士,當時28歲。先任大理寺評事,後來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知縣,因為父母年老不願隨他到他鄉去,包公便馬上辭去了官職,回家照顧父母。他的孝心受到了官吏們的叫口稱頌。
幾年後,父母相繼辭世,包公這才重新踏入仕途。這也是在鄉親們的苦苦勸說下才去的。在封建社會,如果父母只有一個兒子,那麼這個兒子不能扔下父母不管,只顧自己去外地做官。這是違背封建法律規定的。一般情況下,父母為了兒子的前程,都會跟隨去的。或者兒子和本家族的其他人規勸。父母不願意隨兒子去做官的地方養老,這在封建時代是很少見的,因為這意味著兒子要遵守封建禮教的約束——辭去官職照料自己。歷史書上並沒有說明具體原因,可能是父母有病,無法承受路上的顛簸,包公這才辭去了官職。
不管情況如何,包公能主動地辭去官職,還是說明他並不是那種迷戀官場的人。對父母的孝敬也堪為當今一些素質底下的人的表率。以前的故事講的最多的是包公的鐵面無私,把包公孝敬父母的事情給忽視了。
倒坐開封府
包公先任天長(今屬安徽)知縣,後又升為端州(今廣東肇慶)知州。兩任滿後,他剛正清廉的英名已經傳遍天下,因此調到了京城,任殿中丞,後來又歷任監察御史、三司戶部副使、天章閣待制(所以後人稱他為」包待制」)、知諫院,還曾多次任地方官,如轉運使。
在公元1052年,包公因為彈劾外戚張堯佐而觸犯了仁宗,讓他離開京城去任河北督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的虛銜。宋代的官制和其他朝代有很大的區別,有」官」、」職」、」差遣」之分,歷史上稱為」差遣制」。其中官名只表示官位和俸祿的高低,叫做正官、寄祿官,簡稱為官。其他一些文官還有學士、直閣等頭銜,是一種榮譽稱號,叫做」貼職」,簡稱為」職」。而擔任的實際職務叫做」差遣」或」職事」,有實際權力。但是前邊還要加上」判」、」知」等限制詞,表示你的官職也是暫時的,隨時可以撤換,這是宋朝加強中央集權的表現。如」知縣」就是臨時讓你做縣長官的意思。如果官員沒有」職」,就是吃國家閒飯的人。所以宋朝官員太多,造成了很大的弊端。加上軍隊數量大,軍費開支多。官多、兵多,造成了宋朝的貧、弱,所以宋朝和遼、西夏、金的對抗一直處於下風。
轉運使的職務在地方上也是很高的,仁宗並沒有極力打擊他,只是讓他離開京城。因為這次所加的龍圖閣直學士的虛銜,所以後來的人們就稱他為」包龍圖」。
這次離京後四年,包公又被調回了京城,任開封府的知府。這是個很重要的職位,相當於現在běijing市的市長,在整個國家中的地位是很顯要的。在這個位置上,包公為了表示對皇帝向南而坐的尊重,在升堂辦公時他就向著北面坐著,所以,後來的戲詞中便有了一句」包龍圖倒坐南衙開封府」。後來,包公又任右諫議大夫、三司使,最高的官職是樞密副使,是主管軍事事務的副職,相當於副宰相。
名聲千古
在公元1062年,包公病到了府衙,不久便與世長辭,享年六十四歲(虛歲,中國古代及現在民間的習慣)。朝廷追封為禮部尚書,並贈謚號為」孝肅」,即孝道和鐵面無私。由於包公一生為官正直無私,百姓稱他為包青天,包老爺,士大夫們則尊為包公。
包公去世後,宋仁宗親自率領百官弔唁,還派專使護送靈柩回到合肥,安葬在合肥城東五十里的大興集,現在的包公祠有一副對聯:」理冤獄,關節不通,自是閻羅氣象。賑災黎,慈善無量,依然菩薩心腸。」總結了包公無私愛民的品格。
包公的聲名流傳極遠,在世時已到了塞外,根據《甲申雜記》的記載,西羌的於龍呵在歸順宋朝後,對宋神宗說:」我平生最仰慕包公,他是朝廷的忠臣,我現在既然已經歸順漢族朝廷,就請求陛下賜我姓包吧。」神宗很高興,於是賜他姓名」包順」。」順」即歸順。
以民為貴開倉放糧
在包公擔任三司戶部副使時,常常不辭辛勞,深入下層體察民情,救民於水火之中。江南地區有一次發生了旱災,百姓們飢餓得難以生活,包公瞭解到情況後,立即下令開倉放糧救濟,以解燃眉之急。如果按照當時的慣例,開倉放糧是件大事,必須事先請示皇帝,等批准以後才能打開糧倉救濟百姓。但當時情況緊急,如果將文書送到京城,再等待批示下來,要等上幾個月的時間,到時候百姓不知要餓死多少人。所以,包公一邊派人急奏朝廷,一邊就果斷地開始放糧了,終於使很多百姓免於災難。
還有一次,江淮大地的人民大範圍受災,百姓已缺糧斷炊,而地方的官吏們為了虛報政績、討好上級,以利陞遷,便隱瞞了災情,置人民生命於不顧。不僅如此,還反過來逼迫百姓們交糧賣米。包公瞭解到災情後,就給皇帝寫下了《請救濟江淮災民疏》,要求立即糾正不法官員誤國害民的行為,並予嚴懲。皇帝採納了他的建議。從此,包公被江淮人民稱為」再生父母」。現在仍然在上海地區上演的戲劇《陳州放糧》就是根據這件事編寫而成的,並非憑空設想。
勸止食鹽專賣法
在公元1042年,宋仁宗實行食鹽官營專賣制度,出現了很多的弊端。由於工作非常辛苦,食鹽極為沉重,致使很多的差役、士兵、牲畜都不堪重負,人則逃亡他鄉,牲畜累得常常倒地而亡。食鹽供應成了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這也影響了人民生活。
包公為了解決這個難題,專門去了陝西的解州(今山西運城)考察民情,並及時上奏朝廷,請求廢止官營專賣制度,讓商販們ziyou經營,國家可以收稅增加收入,這樣就可以雙方獲利,百姓也方便。
仁宗採納了包公的建議。施行新的食鹽通商法後,國家的收入不但沒有減少,還增加了很多,人民也不再為吃鹽而犯愁了。稍後的北宋政治家、科學家沈括也對此制度讚歎道:」行之幾十年,至今以為利。」
糾正地方弊端
在公元1045年,包公奉命出使遼國,在途中,他發現負責迎送外交使者的三番官員常藉機在沿途勒索百姓和地方的官員,邊界的人民不堪重負,叫苦不迭。包公趕忙上奏皇帝,請求大大縮短三番官員在邊界的停留時間,嚴禁吃請送禮。仁宗採納了包公的建議,下詔實行,很快,邊界人民的負擔便減輕了很多。
一顆時刻為民的心時刻留心民間疾苦,而不是時刻看著上司的臉色,這是包公和許多官吏(包括貪官污吏)的最大區別。時刻記著人民的人人民也會時刻記著他的名字,而且是永久的,歷史性的,這就是流芳百世。
在公元1049年,包公出任三司使財政官,更是時刻關心著民間疾苦。他曾說過:」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繫。」只有減輕百姓負擔,才能長治久安,利國利民。因此,包公上書給仁宗皇帝,要求罷掉」天下科率」,減輕賦稅。在他巡視山西室,發現漳河兩岸的邢、洛、趙三州(現在的山西中南一帶)萬頃肥沃農田卻被當成軍馬牧場使用,不准種糧食。但是,軍糧卻從外地遠道運來,費時費力又耗費國財。包公立即上書請求歸還耕地,仁宗很快也下了詔書。結果,糧食、馬料都得到了解決。在這可以看出,敬業精神、愛國精神也是包公和其他官僚很大的區別。
為民不畏權勢
在出任開封府後,在為民謀福去害方面,包公一如既往,從來不因為權貴當道而後退半步。當時,開封是北宋的首都,黃河的支流惠民河從城中穿過。很多權貴便在河的兩岸佔地營造宅院,還將河納內的田地霸佔,又營建園林,致使河道越來越窄,阻塞了水流。到了夏季多雨季節,常常發生水患,給京城的百姓帶來了災難。
包公經過實地調查後,立即調集人力,全部拆除了非法建築。對於偽造地契、弄虛作假、拒不拆除的立即嚴懲,並上報朝廷,撤其官職。包公鐵面無私,雷厲風行,在很短的時間裡便從根本上清除了這一人為造成的水患。
官府改革便民訴訟
包公還進一步改革了開封府的官衙舊習氣,為民謀福。按照宋朝法律,到衙門裡告狀的人不能直接到官吏面前遞交訴狀,要由下屬」門牌司」來轉達,這使許多百姓受到刁難勒索,敢怒而不敢言。包公到任之後,馬上撤去了」門牌司」,讓人將衙門的大門敞開,允許百姓直接到公案前陳述遞狀,這從根本上杜絕了官府小吏們對百姓的盤剝。因此,《宋史·包拯傳》裡有這樣的記載:」包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在當時,連婦女和小孩都知道他的名字。人們親切地稱他為」包待制」,還送給他一個綽號」閻王爺」,以示敬重。還有一句民謠在京城流傳:」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就是說,打官司如果沒有錢打通關節,會有包老為你做主。此外,這句話還隱含著一種意思:說情、拉關係、打通關節的事,根本到不了包公那裡。
萬世景仰的人
包公一生儉樸為民,從不貪求百姓一點錢財。在端州任知縣時,他改革弊端,每年只收取貢品數的」端硯」,絕不加碼以壓百姓。而前幾任的縣令都是肆意加上幾十倍的數目,從中大取民財。到包公離任時,案頭也沒有一台當時全國聞名的」端硯」。百姓們特意精製了一台送給他,包公婉言謝絕,」不持一硯而歸」。
如今,包公已經成了清廉正直官吏的代名詞,外地的遊客到了合肥,都要去看看包公祠,懷念這位名垂千古的人民」公僕」。合肥市南門外的」包孝肅公祠」,即後人為紀念他的英明而建的,祠旁還專門鑿了一眼井,百姓稱之為」廉泉」,清朝人李國蘅說:」孝肅祠旁之井為廉泉,不廉者飲此頭痛。」後人稱讚包公」正氣大名留宇宙」,」道直千秋同嶽峙」。
包公之所以世代受人崇敬,原因就在於他愛國、愛民,並且以實際行動處處體現出來,有時為民請願謀福,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險。隨著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執法者特別是法官們都應該以包公的精神自勵,為國家的法制建設、為法治社會的早日到來,做出自己的貢獻。
(轉載作者:彭運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