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八十九章 ——詔設皇僕局 文 / 弘毅知難
順治十二年九月初七日，**下，一道看似十分「冗長」的詔書廣佈天下，在天朝上下、特別是王公大臣和宗室覺羅們之間引發了巨大的議論風潮：
首先，所謂「詔書」可不是隨便什麼事情都可以用的。清代凡國家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和隆重慶典，才用詔書宣告全國臣民。如皇帝「登極」頒即位詔，以宣佈自己的施政綱領；皇帝「崩世」頒遺詔，總結自己一生統治經驗，以遺言告戒臣工；皇帝有重大過失，向天下公開自責，頒罪己詔；國家的重大興革，如光緒朝維新變法頒維新詔、立憲詔等。此外「冊立皇后」，「加上尊號、徽號」均須頒詔，宣告全國，無論官民，一體皆知。
除此之外，皇上想要對武百官、宗室親貴們正式講話的時候，可以採取詔書之外的多種形制的公格式——總稱「制辭」，比如敕、諭等詔令書，凡載有天子之言者，都叫「制辭」，卻主要是為宣示百官之用，而不下達於庶民。
其次，頒布詔書的地方也是很有講究的。有清一代，頒布正式的詔書，一般有太和門、午門和**三種選擇，其中尤以**規制最高。遇有新皇帝登基、大婚等重大慶典活動和皇帝父母進宮，都要啟用**。皇帝平時一般不走**，只有每年去祭天、祭地、祭五穀時，才由此門出入。此外，將領出征時祭旗、御駕親征時祭路、刑部在秋天提審要犯（「秋審」）等重大儀式也都在此舉行。**唯獨皇帝可以出入，而且只能出入喜事，絕對禁止出入喪事。可見，**是國之重器，在此宣佈詔書，意義非凡。
最後，詔書的內容更加令人驚愕不已。這篇洋洋灑灑的詔書，如果翻譯成後世的白話，其要義就是說：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原鑲白旗顯親王富綬門下包衣人孫狗子，仗勢欺人，當街羞辱讀書人，巧遇奉旨出宮的大清多羅貝勒、火器營左總統大臣玄燁，竟然對於皇子貝勒的勸告惱羞成怒，施以拳腳，致使皇二子一肩脫臼。但整個過程中沒有使用兵器刀刃，也沒有造成皇二子流血內傷，更沒有任何篤疾。
朕聞聽此事，愛子心切，就像天下所有普通父親心疼自己的兒子一樣，怒不可遏，曾下旨嚴懲，甚至不惜將犯事作案之包衣人斬立決。
但聖母皇太后英明，告誡朕不可將私怨遷嫁於國法。這讓朕冷靜下來，下旨內十三衙門尚方院會同宗人府和刑部一同會審案犯，並加封皇二子玄燁為下五旗宗室總理，代朕行監審之職。之所以要讓皇二子作為監審之人，就是希望他能夠秉公執法，為皇室宗親做一表率。
難能可貴的是，受傷的皇二子並沒有氣急敗壞，而是依據朕欽定《大清律集解附例》中的律條，指出他本人只是遭受輕傷，張狗子又沒有動用兵器，依律「毆打宗室覺羅」一條，應判「杖八十徒二年」，其餘從犯，只算鬥毆，各責「笞二十」。
此審議得到了宗人府、刑部和尚方院的一致同意，並共同形成了專案題本報送給朕。這一結果與朕的初衷十分吻合：
當初朕故意下旨嚴懲，是為了考驗皇二子是否會藉機宣洩私憤；讓府部院三衙門會審，是為了考察各處官員能否秉公辦案，也考驗皇二子能否與各部官長同心協力，辦好差事；案犯張狗子等人收押以來，飽受驚嚇，皇二子能夠代朕宣慰，處置得當，體現了朕愛民如子的作為。
張狗子等人雖是犯人，然而畢竟沒有觸犯「十惡」以致不赦，他們終歸還是人，還是朕的子民！故而，皇二子會同諸部所擬題本，朕均已恩准：首犯張狗子徒留烏蘭烏德，罰做披甲人之奴。其餘從犯，恩准「小笞」二十，發還原主嚴加管教。
得此皇子，分憂君父，朕心甚慰；賞罰分明，不徇私情，家國幸甚！
借此機會昭告天下：大清皇帝之子既然能夠如此公正嚴明，則自今日起，不僅「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而且「庶民犯法於王子，概無律外重罰」！
今後，無論宗室覺羅、黃紅帶子、王公大臣、貴胄權貴，皆不可因案情涉及自身、家人、親友等，而施壓於公堂，以求私尋重罰案犯而置國家法度威嚴於不顧！
試問：天下還有誰的親貴程度可以與皇二子玄燁相比？朕之愛子都可以如此公允，將國家法度置於自身之上，那誰還有理由要法外尋情？
更加難能可貴的是，皇二子玄燁能夠舉一反三得提出，原下五旗旗主為了維繫大清八旗根基，不約而同的建議由朕親領八旗之後，所有八旗子弟自此首先效忠大清、效忠於朕，這是國家之幸、天下之幸。自此以後，不再會有因「一旗一家之私利」而置天下大義於不顧。但，各旗包衣人如今仍歸屬於各家主之門下，與當世潮流不符合。
朕聞之，深有同感。想當年大清入關之初，天下民人流離失所、苦疲不堪，為了穩定民心、安定天下，九王多爾袞因勢利導，於順治二年春，頒布《投充令》，允許八旗官民招收貧民屯墾。但許多圈地後的原有農民也因家產被奪占，只好「帶地投充」，帶地投充者僅需交租稅，若無土地則負擔較大。同時出現旗人士兵強逼漢人的「滿洲威逼投充」的情況。同年朝廷又頒布逃人之法，加以匡正，至今卻效果未顯。
據此，朕今日昭告天下，投充之令、逃人之法皆需細判，不可草率。特別是現在天下初定，民人期盼穩定生產，今後凡是投充者，必須嚴加控制，詳細判別。對於逃人，也要謹慎對待，不可涉及無辜。
至於圈地，順治八年正月，朕曾在諭旨中指出，農民全賴土地為生，圈占土地就斷絕了他們的生路；要求戶部行地方官，將以前圈占的土地全數歸還原主，以便適時耕種。不久，朕又批准了科臣李運長的建議，免圈京畿良鄉、涿縣等13個縣的「餘地」。順治十年，朕又再次重申：「以後仍遵前旨，永不許圈占民間房地。」
另，包衣人乃滿洲舊俗，太祖太宗之時早就成例
例：包衣的總管之權在國家，只有皇家擁有對八旗內官員與兵丁賜予或收回包衣的權利，擁有包衣的官員或兵丁僅有權獎賞或責罰自家的包衣，而無權殺害，也無權私自買賣、交換、或贈送。
但入關之後，新投充入籍的包衣奴才往往只知道有家主，而不知有國主，直一味效忠於家主，卻無視皇家國主之威。此之所以張狗子居然於鬧市之中毆傷皇子也！
因此，皇二子玄燁建言，於宗人府內設立「皇家僕吏局」，專管下五旗各旗包衣人，包衣奴才的入籍調配、日常管理、陞遷懲處、俸餉福利等等，統統收歸皇家僕吏局。每年初，各宗室王公、大臣將領，乃至旗人家主，需要新收門人家奴的，需向皇家僕吏局申報。由皇家僕吏局統計之後，招手有意之人，經過培訓和選拔，按需分配各家使用。
自此之後，包衣人實為皇家僕吏，只效忠於皇家，而只是奉皇家之命服務於各家家主。皇家有權隨時調配、使用。
鑒於此法初行，而皇二子謀之久矣，其心思縝密，無人可比。故而，朕諭：命多羅貝勒、下五旗宗室總理、火器營左總統大臣、皇二子玄燁，兼領宗人府左宗人，掌皇家僕吏局掌印大臣一職。
以上諸事，佈告天下，鹹使聞知
欽此！」
如此一道冗長的聖旨，迅速在京城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清代詔書有一定的格式，起首句一定是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結尾語為佈告天下，鹹使聞知或佈告中外，鹹使聞知，中間則敘述詔告天下事件的內容。詔書由內閣擬稿，經大學士定稿進呈，皇帝批閱後，以墨筆楷書，由右至左直寫，寫在大幅黃紙上，中間及紙張接縫處鈐皇帝之寶璽。製作完成後的詔書稱為詔黃，以極其隆重而繁複的禮儀，送至**城樓上宣讀，象徵著佈告天下。宣詔禮成，由禮部接詔，立即謄寫或雕板印刷多份，由驛道分送各地，再由地方官員接詔、宣詔。謄寫的詔書，稱為謄黃，雕板印刷的詔書，稱為搨黃。
「十惡」是指直接危及君主**統治秩序以及嚴重破壞封建倫常關係的重大犯罪行為。在《北齊律》「重罪十條」基礎上，隋朝《開皇律》正式確立十惡制度，唐朝沿襲之。犯十惡者，「為常赦所不原」。到了清代，十惡主要是指：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
「小笞」，就是用小竹板執行笞刑。《大清律》規定：凡笞杖罪名折責，概用竹板，長五尺五寸。小竹板大頭闊一寸五分，小頭闊一寸，重不過一斤半。大竹板大頭闊二寸，小頭闊一寸五分，重不過二斤。其強盜人命事件酌用夾棍。
科臣，指科道官。明、清六科給事中與都察院各道監察御史統稱「科道官」。
明周暉《金陵瑣事·謔》：「張謂科道官最難得，其人即如孔門四科十哲，未必人人可用。」《明史·職官志一》：「凡京營操練，統以武大臣，皆科道官巡視之。」《清史稿·聖祖紀一》：「八月丁未，試
漢科道官於保和殿，不稱職者罷。」
根據《清代皇帝傳略》所述，正史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