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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節目錄 人事決策的遊戲規則(12) 文 / 納川

    人事決策的遊戲規則(12)

    去年年關,西江省電視台和東城市電視台,聯合做了一個報道,欄目叫「溫暖回家路」,王一鳴在住處看新聞,才知道這些情況。從電視畫面裡,他看到那些騎摩托車回家的滾滾鐵流中,一個個摩托車手全副武裝,戴著頭盔,穿著厚厚的羽絨服,戴著棉手套,腳上腿上,綁著一層塑料布。摩托車後面的行李架上,綁著大包小包的東西,估計都是買的回家過年的物品和行李。有的是一家三口,乘一輛摩托車回家。

    記者採訪了一個小伙子,他是一個人騎車回家,問他為什麼選擇騎摩托車回家過年。小伙子說:「方便,火車票不好買。」

    記者問:「你家是哪裡的?」

    小伙子說:「龍江市江左縣的。」

    記者問:「你要騎多久才能到家?」

    小伙子說:「還不好說,走走歇歇,估計得三個白天。夜裡我不走,路上都是大貨車,燈光太刺眼,不安全。我不急,慢慢走,安全第一,累了我就找個旅店住下來,休息一夜,等天亮了再走。」

    記者問:「你一個人還是有伴?」

    小伙子一指旁邊的幾個騎摩托車的小伙子說:「我們是十幾個,一個車隊,大家都是老鄉,走在路上,相互有個照應。」

    過了幾天,還是這個欄目,報道了在西江省東城市外環路上,發生了一起嚴重的車禍,一輛拉沙石的泥頭車,在一個路口拐彎的時候,把一輛正常行駛的摩托車,卷在了車輪下,摩托車上的三個人,當場斃命。泥頭車後面的兩排車輪,從這輛倒下的摩托車上面碾過,三個人一個被從頭部碾壓,兩個被從胸腹部碾壓,現場的畫面慘不忍睹。後來經交警查實,摩托車上的人是一家三口,夫婦兩個都才三十多歲,在廣東東莞的一家鞋廠打工,他們夫婦兩個,帶著一個八歲的男孩回家過年,從廣東東莞騎摩托車,已經走了四百多公里的路程,眼看著馬上就到家了,他們家是東城市郊區下面的一個鄉鎮的,離他們的出事的地方,只有區區十幾公里路程了。

    看了這個報道,王一鳴感同身受,止不住的眼淚就掉了下來。他想到,如果當初自己沒有考上大學,說不定自己的命運就是這個樣子的。改革開放幾十年,我們的國家是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出現了許多有錢人,他們可以和國外的富翁相比,一點也不遜色了,可以天天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一擲千金,絲毫也不吝惜。

    但是,在廣大的農村,在城市的每一個角落,都有這樣一大批人,他們收入低,或者乾脆沒有固定的收入,靠撿破爛或者小偷小摸為生,得了病沒有錢看,小病往往會拖成個大病,最後淒慘地離開這個世界。他們一天一天,掙扎在死亡線的邊緣。

    有的在外面打短工,那些又髒又累沒有人幹的活,他們干。為了掙錢餬口,他們下煤窯,挖礦山,在地下幾百米的巷道內,每天和死神擦肩而過。他們過著奴隸一樣的生活,說是當牛做馬一點也不過分,網上有個笑話,調侃農民工的日子,說是一天一天,吃的比豬都差,干的比牛都累,活的連狗都不如。他們是新時代的「包身工」,是「蘆柴棒」,是「賣火柴的小女孩」。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弱勢群體。

    他們無聲無息地在這個世界上活著,又無聲無息地從這個世界上離開,他們是天量財富的創造者,正是由於他們機器人一樣的勞動,中國才成為了世界第一的製造業大國。他們辛勤的勞動,創造了城市的高樓大廈,霓虹閃爍,還有百貨商店裡那堆積如山、琳琅滿目的商品,但是,他們又是命運的棄兒,他們微博的工資收入,不能夠帶來命運的根本改變,他們省吃儉用,一年的收入,竟然買不起城市裡的一平方米樓房。他們只能像候鳥一樣,輾轉在城鄉之間,直到年老了,再也幹不動了,他們就回到屬於自己的破敗的鄉村,在那裡,度過殘生。他們這個時候,已經是年老體衰,甚至是滿身的傷痛,他們被城市所拋棄,無聲無息地離開這個世界。

    這就是中國幾億打工者今天共同的命運。

    每每想到這一點,王一鳴就心如刀割,他困惑,他迷茫,他無奈,他在思考,怎麼樣才能走出這個迷局,為什麼中國人這麼勤勞卻不能致富。少數人暴富,多數人貧窮的社會,怎麼能夠永遠和諧?有一次在北京,和魏正東聊天的時候,他問魏正東:「正東兄,你是研究經濟問題的學者,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魏正東鄭重其事地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些問題,都是一天一天積累下來的,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從第一天開始,就是一個沒有長遠規劃,沒有戰略設計,沒有細節考量的籠統的模糊性的表述,按照偉人的表述就是『摸石頭過河』。至於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究竟要過什麼樣的河,河裡有險灘或者暗礁怎麼辦?什麼樣的石頭可以摸,什麼樣的石頭不可以摸,摸不著石頭怎麼辦?莽撞地硬過河溺死了怎麼辦?嗆水了還過不過?對這些必然會出現的問題,幾乎沒有做過什麼嚴謹的論。只是說『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所以,中國就像一列按照慣性高速運轉的火車,越開越快,速度第一,其他的都靠後。幾十年下來,積累的問題越來越多,到了今天,成了連環套,一個套著一個,想解決這個問題,那個問題就帶出來了。你看,農民工打工這一項,就牽涉著農民增收難,農村土地有限,人均不到一畝耕地,靠種莊稼連維持基本的生活都困難。不出去打工,根本揭不開鍋,要看病吧,要買農藥化肥吧,要應酬紅白事吧,子女上學,老年人養老,都要靠出去打工掙錢。青壯年勞力出去了,村子裡都是老弱病殘的天下了。這樣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就出來了,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問題,城市的房價太貴問題,農民工兩口子的夫妻***問題,子女的教育問題,城市的賣淫嫖娼問題,社會治安問題,甚至火車票問題,等等等等,一系列問題都來了,怎麼解決?牽一髮而動全身,扯起葫蘆連著瓢,你光解決一個問題,根本不能從根子上解決問題,都是治標不治本。」

    王一鳴問:「那怎麼辦?難道就這樣糊里糊塗,讓時間去解決嗎?我們混日子,不用發揮一點主觀能動性?那還要我們這些官員幹什麼?我們是**的幹部,為人民服務是我們的宗旨嗎!」

    魏正東說:「當然,在當前體制下,改變中國的面貌,最主要的還是要靠各級官員,因為他們是中國政策的制定者和具體的執行者,如今的世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是全方位的,單獨靠一家或者幾家公司,參與國際上的競爭,而沒有國家政權強有力的支持,要想在世界競爭中佔到便宜,幾乎是不可能的。下一步當緊要做的事情是,我們一定要改變官員的發展理念,不能光想著gdp的增長,只要數字好看,自己能出政績,陞官發財就行了。讓外國人在中國賺大錢,中國人打工賺小錢,老老實實,甘做西方國家的打工仔,辛苦一百年不動搖,這樣的賤人思想是不行的,是對後代極其不負責任的。中國人一定要去除賤人思維,自信、自尊、自強,才是一個人正常的思維。」

    王一鳴說:「老兄,你也知道,現在當官的也難啊!現在地方領導的責任,一個是發展,一個是穩定。發展是第一要務,穩定是第一責任。還要堅持改革開放。哪一樣做不好了,考核都過不了關,這都有考核的指標體系的。」

    魏正東說:「我再強調一下,你說的這些冠冕堂皇的話,從字面意義上理解,都對,但是,我所認為的發展,和你平常所理解的,還是有很大差異的。我所謂的『發展』,絕不是斷子絕孫式的發展,以犧牲中國的資源和環境為代價,滿足國際壟斷資本的利益;我所說的『改革開放』,也不是像他們所說的,老老實實做一個國際上的『包身工』,為西方壟斷資本打工,長期被鎖定在國際生產鏈的最低端。以犧牲本國人民的福利和健康,滿足發達國家人民的物質需要,這樣的發展和改革開放,是沒有良心的,是不講道德的,也是得不到世界各國認同的,到時候就會成為整個世界譴責的對象。因為地球只有一個,我們沒有權力糟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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