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四章 一國建成社會主義 文 / 近衛紅色槍騎兵
在其他國家(即使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比較發達)還保存著資本主義的情況下，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即使這個國家的資本主義不大發達)內勝利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為了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也就是徹底粉碎舊制度的反撲，必須有幾國無產者的共同努力·····社會主義在一國的勝利，是一般勝利，是趕走地主和資本家，奪取政權，打退帝國主義的進攻，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經濟········而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或最後勝利、最終勝利，則是徹底免除舊制度的死灰復燃。
——伊利亞·維薩裡奧諾維婭·斯坦琳
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也就是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
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有制，意味著生產的安排是在獲得利潤的目的下進行，而不是在滿足社會需求的目的下進行。
這樣的生產過程製造了大量的消費品的，也剝奪了無產階級本就不高的消費能力。一方面產量被盡可能地提高，一方面工資被盡可能地壓低。一方面是生產力的極大發展，一方面是大眾的消費能力愈發低下。
這就造成了生產的相對過剩。
生產的相對過剩不斷累積，最終會造成資金周轉過程的斷裂，然後就是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危機。在這樣的經濟危機中，大量的生產力被消滅了，於是生產力水平降低了，生產的相對過剩被緩解了。然後資本主義才有機會迎來新的發展。
不論世界大戰的爆發是不是因為「生產的相對過剩」，至少他的過程是起到了和經濟危機一樣的作用——大量的生產力被消滅了，不但消滅了死的「生產力」（資源與工具），也消滅了活的「生產力」（勞動力）。生產的相對過剩被消耗掉了，戰爭之後的舊大陸滿目瘡痍，但是對資本而言，這同時也意味著勃勃生機。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脈，把住了脈之後，天才的預言家能夠起到的作用並不次於穿越者。
「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戰爭集中地體現了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在世界大戰中，三個帝國主義國家被打垮了，一個近乎崩潰了，一個被大大削弱了，同時兩個新的帝國主義國家登上了舞台。生產力被破壞，帝國主義國家被打垮，這就使得矛盾被大大緩解了。所以在戰後，迎來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總體上的復甦過程應該是不出人意料的。」
「但是，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被緩解了，卻沒有真正地解決。這又是受著一系列政治因素影響的：新世界代表米拉都正在崛起，與舊世界代表英吉利不願意就此沒落，幾成廢墟的高盧想要攫取大陸霸權，但是萊茵蘭卻得到來自海洋國家的支持，復興也是指日可待——這也就意味著，就算付出了那麼多鮮血，世界大戰還是沒能解決所有的問題，資本主義國家總體上的復興必將伴隨著局部的危機，而且終將以另一次總危機告終，也就是說，另一次世界大戰·····」
在布爾什維克內部，有一項爭論是人盡皆知的：那就是關於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歐洲大革命的火焰熄滅之後，究竟怎樣推進社會主義的事業？原本計劃中的支援指望不上了，還要不要跟資本主義國家打交道，要不要跟他們「和平共處」？黨內頗有些聲音，認為一國建設社會主義是沒前途的，早晚要完蛋。他們聲稱向西方國家出口穀物的行為是將蘇維埃國家的經濟綁在資本主義的國際市場上面——實際上，這種論調的主要支持者就是外交人民委員布龍施泰因。他們認定的解決方法只有不斷地推進革命，不斷的輸出革命才行。為此與資本主義世界不能夠有任何的緩和。
相反，斯坦琳則認為應該先建設蘇維埃國家，先在一國內建設起社會主義制度來。為此可以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一定程度的交往，同時也要與他們進行鬥爭。「居東土以待天下之釁」，等待下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不斷革命論者的確能夠找到很多鋒利的理論武器來批判斯坦琳的觀點——不幸的是他們卻沒有任何現實可行的手段可以採取。如果說想建成社會主義就要不斷地輸出革命，不斷進攻，尤克托巴尼亞卻並沒有這樣的實力去支援歐洲的無產階級運動推翻列強政府。如果要怪，那也只能怪艱苦奮鬥的廣大革命者——包括他們自己——硬是在尤克托巴尼亞這個農業國搞成了革命，而萊茵蘭的同志卻不幸失敗了。
結果當然不言而喻，活人不能叫尿憋死，在《真理報》上面交鋒了十幾個版面之後，黨內再次統一了認識：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是可以有條件實現的，這也是世界革命的基石。
由此便也產生了新的長期戰略——五年計劃不過是一個短期的工業發展規劃，而蘇維埃國家是存在一個建立在上述判斷之上的長期規劃的，簡稱叫「大工程」——五年計劃則是「小工程」。如果概括地說，這個規劃就是在福熙元帥所謂「二十年休戰」期間內，積蓄力量，為著即將到來的下一次世界大戰做準備。1
措施主要是三方面的：
其一是，建設國防力量。軍隊是國家綜合國力的結晶，目的是用十年時間將紅軍建設為舊大陸首屈一指的軍隊，用二十年時間讓紅軍擁有壓倒全世界帝國主義軍隊的力量。其中十年和二十年的目標設定是根據帝國主義矛盾總爆發的上限和下限確定的。當然不能排除帝國主義戰爭在這之前爆發的可能性，但是概率會較低，強度也不會很高（主要是工業機器沒有恢復，新的兵員也未能成長起來）
其二是，支持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其中高盧和萊茵蘭是重點工作區域，無產階級的組織強度很高，麻煩之處在於要和社會民主黨爭取群眾。英吉利的運動暮氣沉沉，工作能力不大。而在新興帝國主義國家米拉都和扶桑，大資產階級的實力很強大，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壓迫十分嚴重，主要得靠地下組織的形式開展工作。
最後，最大限度地利用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存在著聯合起來絞殺無產階級革命的傾向，但是也有彼此內鬥的傾向。目前看來比較明顯的矛盾是英（吉利）米（拉都）矛盾，扶（桑）米（拉都）矛盾，高（盧）萊（茵蘭）矛盾，戰勝國集團與戰敗國集團的矛盾，新世界和舊世界的矛盾，「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的矛盾。英吉利最擅長在「大陸國家」之間搞平衡，我們也可以在資本主義國家裡面搞平衡，挑動他們狗咬狗。
其中第一點是主動的措施，所以理所應當以自力更生為主。第二點和第三點則需要客觀條件允許才能操作，簡要說來，資本主義國家願意緩和，我們可以跟他們緩和，如果他們堅決對立，我們就從背後搞他們。
那麼，戰後的實際情況到底是如何呢？
戰勝國集團對尤克托巴尼亞紅色政權的態度，是經歷了一個「低潮——緩和——停滯——下滑」的過程的。而且現在仍然處於下滑之中。
協約國組成的「十五國干涉軍」自然是不必說的，即使在干涉軍打道回府之後。他們仍然在尤克托巴尼亞的鄰國扶植反動代理人，教唆他們進攻革命。其中跳得最高的幾個「國際友人」包括：瑞典國王卡爾十四世，這個已經376歲的老東西念念不忘的是自己年輕時候交易給舊帝國的芬蘭領土。維斯瓦共和國的獨裁者畢蘇斯基，他的志願是恢復歷史上維斯瓦聯邦的龐大版圖，而維斯瓦跟尤克托巴尼亞相愛相殺的歷史說起來就長了····
在國內白匪基本被平息的7503年末到7504年末，紅軍在芬蘭戰線和西烏克蘭戰線跟「瑞典白軍」和「維斯瓦白軍」又是一通激戰。總體說來，西線的情況不錯。紅軍雖然頓兵華沙城下，至少保住了舊帝國的布格河邊界。畢蘇斯基跑去在國聯大會上哭哭啼啼，聲稱不能忍受人民生活在布爾什維主義的暴政下。戰爭販子丘吉爾也鼓噪起來，在議會下院公開叫囂著要「派幾艘戰列巡洋艦」去波羅的海「維護國際公理」。不過蘇維埃政府只是不軟不硬地回了一句：
「『安森』號的菊花已經飢渴難耐了嗎？·····」
頓時老爺們背後一股冷汗發出——於是乎大家通過了一個不痛不癢的譴責協議，宣佈要對尤克托巴尼亞進行封鎖（「他們現在才宣佈？」同志們調笑著。）。然後就回家睡覺去了。畢蘇斯基一番「哭秦庭」毫無用處，於是便調集一幫民族主義作家為自己歌功頌德，吹噓起「維斯瓦河上的奇跡」來。為了不讓這傢伙徹底失望倒向紅腦殼一邊，國聯就打起了冤大頭萊茵蘭的主意，把但澤割給了維斯瓦共和國，也讓這個新生國家有個出海口。
在北極圈的戰事相對而言不那麼順利——紅軍漸漸不餓肚子了，可是還缺衣服。而且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峽灣裡面作戰實在太過考驗紅軍簡陋的後勤系統，於是在《裡加條約》裡面，蘇維埃政權失去了十七萬平方公里的凍土，不過保住了首府赫爾辛基。卡爾十四的野望沒有完全達成，還跟布爾什維克結下了樑子——不過他倒不太擔心這個，畢竟整個「文明世界」站在他一邊。
等這些戰事都平息下去之後，轉機也就到來了——世界大戰之後，舊大陸被打成了一鍋漿糊，除了麻煩，什麼都缺。懾於群情激奮的人民，資產階級也沒法阻止一些偏左翼的政黨上台——在英吉利是工黨，在高盧是社會黨為首的左翼陣線。因此西歐政壇一度傳過來一股「暖流」。加上尤克托巴尼亞能夠提供糧食，一時間居然產生了一種「蘇維埃國家被國際社會接納」的空氣。
然而有「熟悉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內幕情況」（其實就是看了幾集《是，首相》而已）的傢伙開始大聲疾呼起來了：
「同志們！你們都是馬克思主義者，還不知道帝國主義國家的『民主』是怎麼回事嗎？所謂民選政府的部長什麼的，充其量不過是掛在線上布偶。真正運作政府的職業官僚和資本家們才不會那麼容易就接受人民民主國家····」
果然，「左翼政府」們風風火火執政一番，聲勢造得很大，結果卻不好——大抵是這些工團運動者們並沒有什麼管理國家的經驗，更不用提他們遇到的種種掣肘。民選政權「擊鼓傳花」一番，又「完璧歸趙」了。與蘇尤簽訂達成的各種意向，或者被拖延，要麼就乾脆推翻，找這麼看下去，下一次**高氵朝僅僅是時間問題。
可是，這樣一條**大堤上不是沒有缺口的——那就是在在日耳曼第二帝國戰敗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萊茵蘭魏瑪共和國。
1準備世界大戰的觀點實際上在戰前的蘇聯幾乎是共識——證據就是足夠壓倒整個歐洲的2萬輛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