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小說網 西方崛起 三 文 / 清宵好夢
四「歐洲的奇跡」
在定居於歐亞大陸西部的分散的、相對說來缺乏經驗的民族中，發生了一場不可阻擋的經濟發展和技術創新。這一過程使其在世界事務中穩固地成為商業和軍事先驅，這是什麼原因呢?這個問題引起學者和其他評論家們的注意已達幾個世紀之久。以下段落能做的僅僅是對有關知識作一綜述。但不管這個綜述是多麼粗略，它還是具有揭示滲透全書論據的主要線索的功能，即：有一種主要由經濟和技術進步所引起和驅動的機制，雖然這種發展總是同其他可變因素，例如社會結構、地理和偶然事件發生交互作用；要理解世界政治的進程就必須把注意力集中到物質和長期起作用的因素，而不是人物的更換或外交和政治的短期變化；實力是一種相對的事物，只有通過各個國家和社會之間的經常比較才能加以描述和衡量。
當你觀看16世紀世界「實力中心」的地圖時，歐洲有一個特徵會立刻引起注意，這就是政治上的分裂。這並不是像中國在一個帝國崩潰之後和在其後繼王朝得以重新收緊中央集權政權的繩索以前的一個短時期內出現的偶發或短命的事態。歐洲在政治上總是四分五裂，儘管羅馬帝國做過最大的努力，他們的征服也未能超過萊茵河和多瑙河以北多少；在羅馬陷落後的1000年裡，主要政治權力單位同基督教信仰和文化的穩步擴張比較起來，都是既小而又局限在個別地方。像西方查理大帝時期或東方基輔羅斯時期那樣政權的偶然集中，只是暫時的事情，會因統治者的更換、國內起義或外部入侵而隨即結束。
歐洲政治上的這種多樣性主要是它的地理狀況造成的。這裡沒有騎兵帝國可以把它的快速動力強加其上的大平原；這裡也沒有像恆河、尼羅河、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黃河和長江周圍那樣廣闊而肥沃的流域可以為勤勞而易於征服的農民群眾提供糧食。歐洲的地形更為支離破碎，眾多的山脈和大森林把分散在各地的人口中心隔離開來；歐洲的氣候從北到南和從西到東有很大變化，這導致很多重要後果。首先，它使統一控制變得很困難，甚至強有力的、堅決果斷的軍閥也難以做到，這就減少了大陸遭受像蒙古遊牧部落那樣的外部勢力蹂躪的可能性。相反，這種多樣化的地形促進了分散政權的發展和繼續存在，地區王國、邊境貴族領地、高地氏族和低地城鎮聯盟構成了歐洲的政治地圖，羅馬陷落後任何時期繪製的地圖，看起來都像一塊用雜色布片補綴起來的被單，這塊被單的圖案每個世紀都可能不同，但從來沒有一種單一的顏色可以用來標明一個統一的帝國。
歐洲不同的氣候條件造成了適於交換的不同產品，最後，隨著市場關係的發展，這些產品沿著河流或通過林間小道從一個村落區運送到另一個村落區。這種貿易的最主要特點或許是它主要由大宗貨物組成－－木材、糧食、酒類、羊毛、鯡魚等等，它們是為了滿足歐洲15世紀日益增長的人口的需要，而不是東方商隊貿易運輸的奢侈品。這裡地理又起了關鍵的作用，因為這些商品用水上運輸要經濟得多，而歐洲又有許多可通航的河流。周圍環海對至關重要的造船工業是又一種刺激，而到中世紀末期時，繁榮的海上貿易就在波羅的海、北海、地中海和黑海之間進行。雖然這種貿易部分地被戰爭中斷，並受局部地區的災害，例如歉收和瘟疫的影響，但總的說來它還是在繼續發展，促進著歐洲的繁榮，豐富其食物並導致建立新的財富中心，如漢莎諸城鎮或意大利城邦。定期的遠距離商品交易必然會促進國際範圍內的匯票、信貸制度和銀行業的發展。商業信貸、還有保險單的存在本身就表明經濟形勢基本上是可預見的，而這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私商幾乎都沒有享有過這種條件。
此外，因為許多貿易都是經過北海和比斯開灣波濤洶湧的海面運輸來進行，而且也因為遠洋漁業已成為營養和財富的一個重要來源，促使造船工業建造堅固（即使速度還慢，且嫌粗糙）的船舶，以便能運載大量貨物並能利用風向航行。雖然在一個時期船隻加大了帆、桅桿和尾舵，因而變得更加靈巧，但北海的「小船」和後來取代它們的船舶，可能沒有像定期往返於東地中海和印度洋沿岸的輕型船那樣給人以深刻印象，但在下面我們將看到，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它們將具有特別的優勢。
這種分散的、主要是不受壓抑的貿易，以及由商人、港口和市場發展形成的政治和社會後果，具有重大意義。首先，是沒有辦法完全壓制這種經濟發展。這並不是說市場勢力的興起沒有使許多當權人物擔心。封建主們懷疑城市是異端的中心和農奴的避難所，經常試圖削減其特權。像其他地方一樣，商人常遭搶劫，他們的商品被盜，財產被佔。羅馬教皇對高利貸的看法，對贏利的中間人和放債人的厭惡，在許多方面與孔子學說發生了共鳴。但基本事實是，在歐洲不存在一個可以有效地阻止這種或那種貿易發展的統一政權；沒有一個中央政府由於它改變了發展的進程而造成某一特定工業的興起或衰落，曾經嚴重阻礙莫臥兒帝國經濟的稅收官對商人和企業家進行的全面的掠奪也沒有發生。舉一個特別明顯的例子，在基督教改革時代歐洲政治分裂的環境下，要使每個人都承認教皇1494年把海外世界劃分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勢力範圍，是不可想像的，甚至更難想像禁止海外貿易的命令（如中國明朝和幕府時代的日本所頒布的）會取得什麼效果。
事實是，即使別人在掠奪和驅逐商人的時候，歐洲總有一些王公和地方貴族願意容忍商人及其行為方式，而且如文獻所載，受壓迫的猶太商人、破了產的佛蘭芒紡織工人和受迫害的胡格諾教徒，遷移時都隨身帶著他們的專門技藝。一個萊茵蘭的男爵因對商旅過度徵稅而發現，商路改到別的地方，他的收益不翼而飛了。一位賴債的君主，在面臨下一次戰爭威脅並急需資金去裝備他的陸軍和艦隊時，很難再借到一筆貸款。銀行家、軍火商人和手工工匠都是社會的重要成員，而不是敲邊鼓的。大部分歐洲政權逐漸地、不平衡地與市場經濟形成了一種共生的關係，為市場經濟提供了國內秩序和非獨斷專行的法律制度（甚至也對外國人提供），並以稅收形式得到日益增長的商業利潤的一部分。在亞當·斯密創造出準確詞句以前很久，西歐某些社會的統治者就已默認，「為了把一個國家從最低級的野蠻狀態發展到最大限度的繁盛，除了和平、輕稅和寬容公正的政府以外，就不再需要什麼了……」有時那些較少洞察力的領導者，如西班牙卡斯蒂利亞的君主或法國一個偶爾上台的波旁國王，企圖殺掉下金蛋的鵝，但結果便是財富減少，以及隨之而來的軍事實力的衰退。
可能導致政權中央集權化的唯一因素，是一個國家的火器技術取得非常重大的突破，以致所有敵人都被壓垮或懾服。在15世紀歐洲經濟和技術發展速度加快的同時，大陸的人口從黑死病的打擊下剛剛恢復過來，意大利文藝復興正在欣欣向榮，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如前所述，正是在從1450年至1600年這一相當長的時期內，「火藥帝國」在其他地方確立起來。俄羅斯、德川時期的日本和莫臥兒的印度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它們說明大國領袖一旦掌握了火器和大炮，就能迫使所有的對手臣服，這樣的一些領袖的確能使大國改變形象。
此外，因為新的作戰技術較多地發生在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歐洲，而不是在別的地方，一項這樣的突破可能幫助某一個國家壓倒其競爭對手，這並非難以置信。已有跡象說明軍事實力在日益集中。在意大利，使用弩手隊（必要時由矛兵保護）結束了騎士以及隨其出征的訓練不良的封建民兵時代；但同樣清楚的是，只有像威尼斯和米蘭這樣比較富裕的國家才能養得起由有名的僱傭兵隊長指揮的新式軍隊。其次，到大約1500年，法國和英國的國王已經在國內獲得大炮壟斷權，因而如有必要，能夠粉碎特別強大的臣屬，即便後者躲到城堡高牆後面也在所難免。但是這種趨勢是否最終會導致更大的、橫跨歐洲的超國家的壟斷呢?這必定是1550年前後許多人提出的一個問題，因為他們當時看到在皇帝查理五世統治下發生了領土和軍隊的廣泛集中。
對哈布斯堡稱霸歐洲這一特別企圖及其失敗的詳細論述將在下一章進行。但這裡將它不可能把統一強加給整個歐洲大陸的較一般性原因，做一簡單說明。多個經濟和軍事實力中心的存在再次成為基本原因。沒有一個意大利城邦可以在不受他國為維持均勢而進行干預的情況下加強自己；沒有一個「新君主政體」可以在不刺激競爭對手尋求補償的情況下擴大自己的領地。到宗教改革順利地、確實地進行時，在傳統的均勢競爭之外又增加了宗教對抗，這就使政治集權的前景變得更加渺茫。然而，真正的解釋要深一步，畢竟競爭者和交戰集團之間存在著惡感這一簡單的事實，在日本、印度和其他地方都能見到，但並沒有妨礙最終的統一。歐洲的不同之處在於，每一支競爭力量都可以接觸新的軍事技術，所以沒有一個政權具有決定性的優勢。例如，瑞士軍隊和其他僱傭兵都準備為任何能夠付款的人效力。沒有獨一無二的生產弩機的中心或生產炮的中心，不管是早期的銅炮或晚期較便宜的鑄鐵炮。這些武器可以在接近森林地帶礦床的地方，如中歐、馬拉加、米蘭、列日，後來在瑞典生產。同樣，造船技術在從波羅的海到黑海各個港口的傳播，使一個國家極難壟斷海上實力，這必然有助於防止征服和消滅坐落在海那邊的武器生產競爭中心。
那麼，如果說歐洲分散的國家體系是集權化的巨大障礙，那就不是同義語的重複了。因為存在著許多競爭的政治實體，它們大多具有或能夠購買維護自己獨立的軍事手段，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在稱霸大陸方面取得突破。雖然歐洲國家間這種相互競爭的作用，似乎可以說明缺乏統一的「火藥帝國」的原因，但乍看起來不能說明歐洲穩步興起而佔全球領先地位的原因。如果把1500年新君主國家掌握的軍隊，用來同蘇丹的龐大軍隊和明帝國的眾多軍隊作戰，究竟是否會顯得太弱了呢?在16世紀早期甚至17世紀，在某些方面是這樣的；但在這後一時期，軍事實力的均勢迅速地朝著有利於西方的方向變化。為解釋這種變化，必須再次說明歐洲權力的分散。首先在城邦和隨後在較大王國之間進行的原始形式的軍備競賽產生了什麼，最重要的是將要產生什麼。這或許在某種程度上有社會經濟根源。既然意大利交戰的軍隊不再由封建騎士及其侍從組成，而是由商人支付和特定城市的行政長官監督的長矛兵、弩手和（側翼）騎兵組成，因此該城市會幾乎不可避免地要求實現所付金錢的價值，儘管僱傭兵隊長們耍盡花招，以免自己成為冗員；換句話說，城市需要能迅速取勝的那種武器和戰術，以使軍費降下來。同樣，既然法國15世紀末期的君主有了一支自己直接控制和支付的「全國性」軍隊，他們就急於看到這支力量產生決定性的結果。
根據同樣的理由，這種自由市場制度不僅迫使大量僱傭兵隊長為簽訂合同而進行競爭，也促進手工工匠和發明者改進他們的產品，以爭取新的訂貨。雖然武器的這種螺旋上升在15世紀早期的弩機和盔甲片生產中已經可以見到，但在以後50年該原則又擴大到火藥武器的實驗。這裡回顧一下以下事實是重要的：當最初使用大炮時，西方和亞洲在大炮的設計和效力方面都沒有多大差別。發射石球和產生轟然巨響的巨大炮管顯然看起來很了不起，並曾起過作用，就是土耳其人曾用於轟擊君士坦丁堡城牆的那種炮。然而，似乎只有歐洲才存在不斷在技術上進行改進的動力：在火藥粒方面，在用銅和錫合金鑄造小得多（但火力同樣強大）的大炮方面，在炮管和炮彈的形狀及結構方面，在炮架和炮車方面。這一切極大地提高了大炮的火力和機動性，給了這種武器的所有者摧毀最堅固堡壘的手段，用強大銅炮裝備起來的法軍1494年入侵意大利時，意大利城邦驚恐地領教了它們的威力。所以毫不奇怪，發明家和有學問的人都被慫恿去設計某種能抵消這種大炮威力的東西（同樣令人驚奇的是，這一時期列奧那多〔7〕的筆記裡就有一種機關鎗、原始坦克和蒸汽動力炮的草圖）。
這並不是說其他文明沒有改進他們早期的、構造簡單的武器。它們經常通過模仿歐洲樣式或說服歐洲來訪者（如在中國的耶穌會會員）出讓他們的專長，來進行改進。但因為明朝政府享有大炮的壟斷權，而且俄國、日本和莫臥兒印度不久也取得了這種壟斷權，既然它們的政權已經確立起來，改進這種壟斷權的誘因就要小得多。中國人和日本人轉向閉關自守以後，就忽視了發展武器生產。伊斯蘭兵因固守傳統的作戰方式，對大炮的興趣比較冷淡，直到後來為時已晚，難以趕上歐洲的領先地位。面對不太發達的民族，俄國和莫臥兒軍隊的指揮官們沒有改進武器的迫切需要，因為他們已經擁有壓倒敵人的軍隊。正像在一般經濟領域一樣，歐洲在軍事技術這個特別領域受到繁榮武器貿易的刺激，取得了對其他文明和實力中心的決定性領先地位。
這種武器螺旋上升的兩個進一步後果需要在這裡提一下，一個後果是確保了歐洲政治的多元化，另一個後果是它最終獲得了海上霸權。第一個後果很簡單，可以簡單敘述。在1494年法國入侵後的1/4世紀以內，甚至在此之前，意大利人就已發現，城牆以內突起的土木工事可以大大地減少大炮轟擊的效果；當炮彈射進堅實的土堆時便失去對外牆的那種破壞作用。如果在各種這類土木工事前面再有一條深壕（後來又有一系列構造複雜的設防稜堡，滑膛槍和大炮可以從這裡發射交叉火力），它們就會形成圍城步兵幾乎不可逾越的障礙。這就恢復了意大利城邦的安全，或者至少是那些未落入外國征服者之手的，以及那些擁有建造和守衛這種綜合防禦體系所需要的人力資源的城邦之安全。這也給了那些參與防禦土耳其人的軍隊一種優越性，如馬耳他和匈牙利北部的基督教守衛部隊很快發現的那樣。首先它阻礙了歐洲一個傲慢強國對叛亂者和競爭者的輕易征服，這就像伴隨尼德蘭起義的持久包圍戰所證實的那樣。如果敵人有可以退守的堅固設防基地，在開闊戰場獲得的勝利就不能成為決定性的。德川幕府或印度的阿克巴通過火藥所取得的權威，在西方沒有被模仿，西方的特點仍舊是政治的多元化及伴隨發生的、你死我活的武器競賽。
海上「火藥革命」的影響甚至更為廣泛。以前，北歐、伊斯蘭世界和遠東在中世紀末期的造船和海軍裝備上實力相當。如果鄭和的遠航和土耳其艦隊在黑海和東地中海的迅速發展或許對1400年和1450年前後的觀察家有什麼暗示的話，那就是海運發展的未來在於這兩個強國。人們猜測，在有關製圖學、天文學以及羅盤、星象儀等儀器的運用這三方面他們很少區別。區別在於持續不變的組織。或者如瓊斯教授所說：「假定其他航海家，例如波利尼西亞人都能航行很遠的距離，但歐洲在合理地組織航行和在一個航程內開發資源的能力，卻比伊比利亞人給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葡萄牙人對地理資料進行系統搜集，熱那亞商行多次想為大西洋探險提供資金，這種探險最終可能彌補失去黑海貿易的損失，以及再往北依次發展紐芬蘭的鱈魚漁場，這一切都說明一種向外發展的持續意願，這在這個時期的其他社會是不易見到的。
但是，最重要的「合理化」措施，也許是船上武器裝備的不斷改善。在海戰極力模仿陸戰的時代，在帆船上安裝大炮是非常自然的發展。正像中世紀的城堡沿城牆和堡壘配置弓箭手以擊退包圍的軍隊一樣，熱那亞、威尼斯和阿拉貢的大商船也以弩機武裝起來，守在船頭船尾的「堡壘」中，以保衛自己免受地中海穆斯林海盜的侵犯。這會造成船員的嚴重傷亡，儘管這不一定真能拯救和平的商人，如果進攻者果真下了決心的話。
然而，一旦水手們領略到陸上大炮設計方面所取得的進步（即，新的銅炮要小得多，威力卻要大一些，對炮手的危險要比笨重的鍛鐵炮小），就會很快將這種武器裝在船上，儘管中國和西方的軍艦上已經裝上了石弩、投石機和其他類型的投擲器械。即使大炮已變得不那麼容易爆炸，對船員已不那麼危險，它們仍然存在很大的問題：假如使用威力較大的火藥，後坐力就會很大，如果大炮未加固定，就會被反作用力彈回甲板，而且這種武器仍然很重，如果船舷上（特別是在炮台上）裝的炮很多，足可使船失去平衡。這時，歐洲堅固的、船殼略呈圓形的三桅全天候帆船所固有的優越性顯示出來，它們使在地中海、波羅的海和黑海等內海航行的窄條划槳單層平底帆船、阿拉伯人的獨桅三角帆船、甚至中國人的平底帆船都相形見絀。它們可以在任何情況下用更大的舷炮開火，而使船保持穩定，當然事故還是不時發生；但人們很快認識到，把這種武器安置在船艦中部而不是炮台上，可以提供安全得多的炮床時，這種輕快帆船和大帆船的潛在威力就變得很強大。相形之下，輕便小船受到雙重劣勢的不利影響，攜帶炮火的能力小，更容易受到炮彈的損傷。
有必要強調「潛在威力」一詞，因為帶炮遠洋帆船的演進是一種緩慢而不平衡的發展。建造過許多混合型的艦船，有些裝有多根桅桿、多門大炮和多排的槳。16世紀在英吉利海峽仍能見到單層平底大帆船型的船隻，此外，有大量證據說明，在地中海和黑海也在繼續使用這種船。在很多情況下這種船航速較快，在近海操作比較靈便，因而比較容易用來與沿海陸地運輸相銜接，對土耳其人來說，這些船要優於那些只能作短程航行而不能遠海航行的船。
同樣，我們不能設想，第一批葡萄牙船一繞過好望角就立即開始了沒有爭議的西方制海權時代。歷史學家提到的「瓦斯科·達·伽馬時代」和「哥倫布時代」（即1500年以後300年或400年的歐洲霸權），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葡萄牙探險家在15世紀90年代以前或許已經抵達印度海岸，但他們的船舶仍然很少（經常只有300噸），而且並非所有船都配有很好的武器裝備，當然不能同一個世紀後航行於這些水域的強大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商船相比。事實上葡萄牙人不能長期滲入紅海，也不能頻繁涉足中國，只是偶爾到過那裡；而在16世紀末期，他們的一些東非停靠站就在一次阿拉伯的反攻中失落了。
如果設想非歐洲的強國一見到西方的擴張主義就像一沓紙牌一樣倒塌了，那也是錯誤的。墨西哥、秘魯和新世界其他不太發達的社會在西班牙探險家登陸時，的確發生過這種情況。既然中國政府曾自動地忽視海上貿易，如果商業落入蠻人之手，它不會真正關心；甚至葡萄牙人1557年在廈門建立半官方商站，似乎也沒有攪擾北京的平靜，雖然這個商站對地方絲商和縱容它的行政官員們必定有利可圖。日本人方面要率直得多。當葡萄牙人1640年派遣一個使團去日本抗議其驅逐外國人時，幾乎所有團員都被殺害；里斯本卻無法對其進行懲罰。最後，奧斯曼的海軍實力堅守著東地中海，而奧斯曼的陸軍實力仍然對中歐構成重大威脅。實際上，在16世紀，「對大多數歐洲政治家來說，丟失匈牙利比在東方建立工廠的重要性要大得多，而對維也納的威脅要比他們自己在亞丁、果阿和馬六甲進行的挑釁重要得多；只有那些瀕臨大西洋的政府像它們後來的歷史學家一樣，可以忽視這一事實」。
無疑，遠距離武裝帆船的發展預示了歐洲在世界上地位的重要推進。西方海軍強國利用這些艦船使自己處於一種非常有利的地位：控制大西洋商路，懾服所有容易受到海上實力攻擊的社會。葡萄牙人同他們的穆斯林敵人在印度洋上的頭幾次重大衝突，就使這一點清楚無疑。達·伽馬和阿布奎基在他們的航海日誌和報告中，描述了他們的戰艦如何衝殺和摧毀在馬拉巴爾海岸附近、霍爾木茲海峽和馬六甲路上遇到的由阿拉伯獨桅三角帆船和其他輕型船組成的龐大艦隊，為自己開闢道路。無疑，他們在回憶中有所誇大，但讀這些航海日誌和報告可以得到這樣一種印象，似乎一種天外超人的力量突然襲擊了它們不幸的敵人。葡萄牙船員遵循新的戰術，即「他們決不能登船，只能同大炮戰鬥」，他們在海上實際上是不可戰勝的。在陸上，如在亞丁、吉達、果阿和其他地方進行的激烈戰鬥（並偶爾戰敗）所表明的，情況全然不同。然而，這些西方入侵者的決心如此之大，又如此殘忍，到16世紀中葉，他們已經為自己開闢了從幾內亞灣到南中國海的一系列要塞。雖然葡萄牙人從未能壟斷印度的香料貿易（其中很大一部分繼續經傳統渠道運到威尼斯），但他們也操縱了這種貿易的相當大一部分，並從他們爭奪帝國的早期領先地位中得到很大好處。
當然，征服者在西半球迅速建立的廣大陸上帝國內獲利的證據更多。西班牙遠征軍從伊斯帕尼奧拉和古巴的早期居留地出發，向大陸推進，於16世紀20年代征服墨西哥，30年代征服秘魯。在幾十年內，這塊領地從南部的拉普拉塔河擴展到北部的裡奧格蘭德。西班牙大帆船沿著西海岸定期往返，與來自菲律賓群島的船相銜接，後者載來中國絲綢以交換秘魯的白銀。在「新世界」，西班牙人建立帝國行政機構、建築教堂並經營牧場和礦山，明確表示要在那裡待下去。征服者通過開發這些領土上的自然資源，而且更多的是利用土著勞動力，把源源不斷的糖、胭脂紅、皮革和其他商品運送回國。最重要的是把波多西礦中的白銀運送回國，該礦在100多年的時間裡是世界上最大的單一銀礦。這一切導致「跨越大西洋貿易的飛速增長，其貿易額在1510年和1550年之間增長了7倍，而在1550年和1610年之間又增長了2倍」。
因此，所有跡象表明，這個帝國主義企圖永遠待下去。葡萄牙和西班牙探險家的行動與鄭和的短暫訪問不同，他們象徵著承擔改變該大陸政治和經濟平衡的使命。他們用艦載大炮和帶滑膛槍的士兵所作的正是這件事。回顧歷史時，有時似乎很難理解：一個像葡萄牙這樣人口和資源都很有限的國家，怎麼能航行如此之遠並取得如此之多。在上述歐洲陸軍和海軍優勢的特殊情況下，這絕非不可能。這一步一經邁出，帝國的豐厚利潤以及獲取更多利潤的願望更加快了擴張的過程。
「歐洲擴張」史中有些因素以前被忽略了，或僅簡單提到。沒有對個人作用方面進行考查，然而（如在一切重要努力中）這方面的內容是很豐富的：亨利（航海家）等人的鼓勵；造船工匠、武器製造者和學者們的天才；商人的進取精神；最重要的是那些參與遠航，沿途經受浩瀚大海、惡劣氣候、荒涼地形和殘暴敵人可能造成的種種艱難困苦的絕對勇氣。由於個人得失、國家榮譽、宗教狂熱，或許還有冒險意識等各種動機的結合，人們甘冒一切風險，在許多情況下他們的確冒了風險。對於歐洲征服者強加給他們在非洲、亞洲和美洲的犧牲者的可怕殘忍，一般很少敘及。如果說這些特點很少提及的話，是因為那時的許多社會都把這樣一些個人和集團推上前台：他們為把世界變成自己的囊中物而敢冒一切風險並願做任何事情。歐洲的船長、船員和探險家們最傑出的地方在於，他們擁有可以用來實現其野心的船舶和火力，他們來自籠罩著競爭、冒險和企業家精神的一種政治環境。
歐洲擴張的好處是廣泛而持久的，而最重要的是它們有助於促進已經存在的機制。雖然重點在於獲取金、銀等貴金屬和香料，但不管這些貴重物品多麼重要，也不能忽視歐洲海員橫跨大西洋以後大量湧進歐洲港口的次要商品的價值。進入紐芬蘭漁場帶來了用之不竭的食物供應，而且大西洋還提供了照明、潤滑和其他用途迫切需要的鯨魚油和海豹油。糖、靛藍、煙草、大米、毛皮、木材和像土豆、玉米那樣的新植物，都增加了歐洲大陸總的財富和福利，當然，後來還有源源不斷的糧食、肉和棉花到來。但要理解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發現在幾十年內對增強大陸西部的繁榮和實力的巨大的、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人們無需過早談論後來19世紀的全球性世界經濟。像漁業這種大宗貿易在捕魚和銷售方面都需要僱傭大量人手，這進一步促進了市場經濟。而這一切對歐洲造船工業造成了最大的刺激，把大量手工工匠、供應廠商、商人和承保人等都吸引到倫敦、布里斯托爾、安特衛普、阿姆斯特丹及其他許多港口周圍。其直接效果是使很大一部分西歐居民、而不僅是少數上層代表人物，對海外貿易成果發生了一種持續的物質興趣。
如果在這一個商品單子上再加上俄國向大陸發展的貿易，即從俄國運到西歐的毛皮、皮革、木材、麻、鹽和糧食，那麼學者就有理由把這描繪為一種「現代世界體系」的發端。開始時是許多單獨的擴張，它們確定不移地匯合為一個連鎖體：幾內亞沿岸的黃金和秘魯的白銀被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用於支付從東方來的香料和絲綢；俄國的冷杉和木材幫助它從英國採購鐵炮；糧食從波羅的海途經阿姆斯特丹運到地中海。這一切造成一種持續的相互作用－－歐洲的進一步擴張，帶來新的發現，因而帶來貿易機會，結果是額外的收穫，這又刺激了更大的擴張。這不一定就是一帆風順的，歐洲的大戰或內亂會急劇減少海外活動。但殖民強國幾乎從不放棄自己的囊中物，而且在短期內新的擴張浪潮和探險又會開始。如果已經確立起來的帝國主義國家沒有開發它們佔有的陣地，畢竟還有別的國家想取而代之。
最後，這是為什麼這個機制如同以前一樣繼續起作用的最大原因：歐洲國家已經很尖銳的多重競爭，更發展到大洋彼岸的領域。西班牙和葡萄牙人雖曾極力保住羅馬教皇分配給它們的對外部世界的壟斷地位，但它們簡直就不可能保住，特別是當人們認識到並不存在從歐洲通向中國的東北通道或西北通道以後。還在1560年以前，荷蘭人、法國人和英國人的船隻已冒險穿越大西洋，稍後進入印度洋和太平洋，英國呢絨業的衰落和尼德蘭起義加快了這一過程。在國王和貴族的庇護下，在阿姆斯特丹和倫敦大商人的資助下，以及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造成的一切宗教和民族主義狂熱的推動下，新的商業和掠奪性遠征從西北歐出發，以獲取一份贓物。既然有獲得榮耀和財富、打擊競爭者和增進本國資源，以及把新的精神變成真誠信仰的前景，還可能有什麼相反的論據提出來反對進行這種冒險呢?
這種日益加劇的商業和殖民競爭的比較合理方面，是科學和技術知識的平行發展。無疑這一時期的許多進步都是軍備競賽和爭奪海外貿易的副產品，但其最終的好處卻超越了它們不光彩的起源。改進了的製圖學、航海圖、望遠鏡、氣壓計、海面高度儀和裝有平衡架的羅盤等新儀器，以及更好的造船方法，都有助於使海上旅行成為風險較少的旅行方式。新的莊稼和植物不僅帶來了更好的營養，也是對植物學和農業科學的一種促進。冶金技術以及實際上整個煉鐵工業取得迅速進展，深層採礦技術取得同樣進展。天文、醫學、物理和工程學也得益於日益加快的經濟步伐和科學價值的提高。富於探索精神的理性頭腦進行著更多的觀察、更多的實驗；而印刷業除了印製本國語的聖經和政治論文外，還傳播著這些發現。這種知識爆炸的積累性作用，支撐著歐洲技術優勢以及隨之而來的軍事優勢的進一步增強。甚至強有力的奧斯曼人，至少是他們前線的戰士和海員在16世紀末以前都感受到這方面的某種影響。對其他活力更差的社會來說，其影響就更為嚴重。不管亞洲某些國家是否起飛進入自發的商業和工業革命，它們會完全不受干擾這一點似乎很值得懷疑；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即在比較先進的歐洲國家佔據了世界強權階梯的頂上幾級以後，其他社會是極難再攀登並超越其上的。
似乎可以這樣說，這種困難是多方面的，因為向上攀登階梯不僅需要獲取歐洲的裝備甚至歐洲的技術，而且要全面借鑒使西方社會不同於其他一切社會的那些一般特徵。這意味著有一種市場經濟，即便不是亞當·斯密提出的那種程度的市場經濟，至少商人和企業家不會經常受到威懾、阻撓和掠奪。這同樣意味著要有一種權力中心的多元化，每個中心都應盡可能有自己的經濟基礎，以免出現一種強加的東方式**制度的集權化前景，而創造出進步的刺激競爭的一切可能前景，儘管會有騷動，偶爾伴有殘忍。推而廣之，這種削弱經濟和政治的僵化會意味著同樣削弱文化和思想的正統觀念，這是一種探索、爭論和實驗的自由，是信仰改進的可能性，是關心實際而不是抽像的事物，是一種蔑視達官貴人的信條、宗教教條和傳統民俗的理性主義。在多數情況下並不牽扯許多積極因素，而是阻礙經濟增長和政治多樣化障礙的減少。歐洲的最大優勢是它較少被其他文化所羈絆。
雖然不可能對此加以證明，人們會猜想，根據它固有的某種內部邏輯，這種種一般特徵是相互關聯的，而且都是必然的。歐洲的優勢是經濟自由放任、政治和軍事的多元化以及智力活動自由的一種結合，這些因素在經常的相互作用中產生了「歐洲的奇跡」。因為這種奇跡在歷史上是獨特的，似乎可以合理地假定，只要模仿其全部組成部分，就可以在別的地方產生同樣的結果。因為在明代中國、中東和亞洲的穆斯林帝國或上面考查過的任何其他社會都不存在這種關鍵成分的融合，於是，當歐洲已發展為世界舞台的中心時，它們卻似乎仍停滯不前。
【注】
〔1〕指穆罕默德。－－譯者
〔2〕休達，在摩洛哥最北端，即直布羅陀海峽東南的一個港口，屬西班牙。－－審校者注
〔3〕在16世紀90年代的一個短暫時期，有所恢復的中國沿海艦隊曾協助高麗人抵禦了日本人兩次入侵的嘗試。但即使明朝海軍的這部分殘餘力量隨後也衰落了。
〔4〕1066年10月14日，諾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者）在英國哈斯丁斯登陸，後自立為英國國王。
〔5〕馬修·加爾佈雷斯·培裡（1794－1858），美國海軍准將，1853年率艦隊到達日本。1854年2月又率一支艦隊到日本神奈川，強迫日本簽訂《日美和好條約》。
〔6〕普雷斯特·約翰，傳說中的一位基督教徒國王和牧師，據說曾統治遠東或非洲的某一王國。－－審校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