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第一百二十四節 北上抗日 文 / 黃初
第一百二十四節北上抗日
現在出現西南聯盟和紅軍「交戰」這樣的情況，等於范哈兒最終和紅軍真正決裂，當然讓英美日，甚至包括德、法等國在內，都悄悄鬆了一口氣。這時候大多數國家，他們這些國家，在外交層面上一致反蘇、**的。
甚至南方的李宗仁等勢力，也是明確致電范哈兒，稱反蘇**方是**將士當前第一職責，願意在抗擊紅軍中，全力配合西南聯盟的軍事行動。
只是范莊的范哈兒，對於外界的這些反應，當然不會在意。他只在收到王家烈關於紅軍戰力的評估電報後，臉上才一直笑容不斷。
遵義郊外營對營的那一戰，確實把那位貴州王給嚇了一大跳。
毫無疑問，紅軍的裝備，肯定不如他的那個精銳營，也因為范哈兒和紅軍打過招呼，約好了是小部隊交戰，所以兵力數目也差不多，本來以為十拿九穩鐵定贏的戰鬥，就在紅軍勇敢忘我的戰鬥精神，加上神出鬼沒的戰術配合下，竟然讓他整整一個營的精銳部隊，根本拿紅軍沒有辦法，雖然其實部隊沒有真被「全殲」，但損失確實很大。結論很明顯，如果他堅持要全部吃掉紅軍，那至少他整支黔軍部隊，肯定要傷亡七八成左右了。
得出這個結論後的王家烈，已經在電報中明確表態，決不再反對范哈兒借道紅軍的計劃，堅決支持讓這些「犧牲」精神充足的紅軍，全都北上抗日去，今後最好再也不要相見。
1935年2月，就在老蔣和部分勢力期待西南聯盟和紅軍大決戰的時候，戰場上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坐鎮重慶指揮的范哈兒，因為遵義被紅軍「攻克」，頓時「氣得暴跳如雷」，幾次召開記者會，聲明西南聯盟不會就此罷休，匆忙從滇、黔、川、康等地調集了十萬大軍，準備和遵義的紅軍展開決戰。但就在這時候，紅軍卻是悄無聲息，突然返身對後面坐山觀虎鬥的國民黨圍剿部隊，殺了一個回馬槍。
包括劉湘、薛岳、何健等部在內，全都被這一次突擊搞的暈頭轉向，匆忙之中，根本抓不住紅軍方向，讓他們順利突破背後的包圍。
而在這個時候，紅軍在遵義期間的行動，也陸續被公開了出來。
期間除了紅軍利用整整一個月時間，進行部隊的整編、物資補充和傷員的休整，其他最重要的，當然就是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也就是後來被稱為遵義會議的經典大會。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范哈兒的二層小樓中，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和選擇紅軍未來的行動綱領。
首先由博古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極力為「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辯護。接著，周恩來來作了副報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戰略戰術及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並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責任。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著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以及博古在總結報告中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的錯誤觀點。張聞天、王稼祥、朱德、**等多數同志在會上發言，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會議經過激烈的爭論，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委託張聞天起草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並由常委審查通過。決議肯定了毛澤東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否定了博古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是戰勝川、滇、黔的敵軍，在那裡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會議決定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當時應無常委之說)，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
而對於未來的行動綱領，會議一致無異議的提出，紅軍的使命，就是北上抗日。所以接下來他們的進軍路線將會選擇北進，並且發表了《告全國同胞書》。呼籲國民黨各派和西南軍閥、其他獨立勢力，停止和紅軍的內戰，大家團結一致，共同抗日。呼籲全國各族、各階層人民，放棄原有成見和恩怨，大家盡棄前嫌，齊心協力一致抗日。
會後，還對常委進行了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後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長征中的軍事指揮工作。
至此，遵義會議以後的中央組織整頓工作和紅軍行動綱領，大體基本完成。
而紅軍對外通報這次會議的部分成果，呼籲停止內戰、北上抗日，卻是讓外界大驚。
最先響應紅軍關於北上抗日呼籲的，是重慶幾家知名民主人士開辦的報紙，他們紛紛刊登文章，公開呼籲范哈兒和劉文輝等西南大軍閥，要求停止和紅軍的內戰，給他們一條北上的生路。與其將紅軍剿滅，流自己人的血，還不如送他們去抗日一線，做個對國家有益的犧牲。
隨後立刻有更多的報紙和民主人士站出來，呼籲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甚至包括很多派系，也因為紅軍「北上抗日」的後好，一改前面態度，表示支持。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士，還是國民黨的高層或者是高級將領。
其實到了1935年，日本想進一步侵略中國，甚至滅亡中國的野心，已經是越來越清楚，越來越被更多中國人所認清了。紅軍「北上抗日」的口號，剛好把他們想做而不能做，願意做而做不到的工作，給承擔了過去，當然會贏得他們的支持。
早在1933年11月，日本侵略機構「滿鐵」制訂了《華北經濟調查計劃》，準備在華北各重要城市設派出機構，調查礦產資源、工業、交通、貿易、關稅的情況以及其他各國在華利益及投資等問題。次年10月，華北駐屯軍司令部拋出《華北重要資源經濟調查之方針及要項》，提出為「助長帝國發展對華經濟，使戰時我國國際資源易於補充，同時扶植並增強帝國在華北的經濟勢力並促成日、滿、華北經濟圈」，須對華北經濟資源進行掠奪。
國民黨當局與外商銀行達成停止出口白銀的「君子協定」後，華北日本浪人私運白銀卻日益猖獗。當時華北地方當局曾報告南京政府：「近有日人在榆設機關四處，專為收買關內現洋，其價以關內通用鈔票一百十二元，收買現洋一百元，致現洋流出甚多，雖經我官方查禁，而唐山遵化一帶，奸商仍有私行竊運者。」「日朝人結伙公開私運，顯系有組織之行為」，河北一地外流白銀，「以日計十五六萬元，如以月計約有四百餘萬元之巨數」。
從30年代初起，國民黨政府開始對各主要經濟領域與部門實行統制。1933年全國經濟委員會成立，此後相繼設立公路、水利、農村建設、棉業統制、絲業改良等委員會，開始對棉、蠶、糧、漁、火柴、糖、鹽、茶葉、煤油乃至整個金融實行統制。但從1935年起，這些統制受到日方的嚴重妨礙。在金融方面，日資銀行以治外法權為由拒絕向中國方面交出存銀約一千萬元兌換法幣；在日方武力要挾和冀察「特殊化」的借口下，平津等地收兌的現銀5千餘萬元無法南運；被日方視作「蔣介石系統」的中國農民銀行的紙幣在平津等地遭到排斥。
如此種種，不僅是親近『共產』黨的部分人士，其他大部分愛國者，包括國民黨的很多高級將領，都對抗日的態度非常一致。
而就在紅軍這次與歷史稍有不同遵義會議上，他們提出「北上抗日」口號，發生在華北的一次事件，也讓全國各界極為憤怒，抗日呼聲高漲，幾乎眾口一致讓國民政府作出反應。
而在國民政府遲遲不做反應，甚至繼續妥協時，『共產』黨的這一聲「抗日」口號，幾乎等於是喊進了他們心裡，支持都大漲。
1934年，熱河省豐寧縣境內的偽軍在日本特務機關指使下，常到毗連的察哈爾省沽源縣劫掠，導致第二十九軍駐沽源縣部隊與日偽軍不斷發生衝突。1935年1月15日，駐守烏泥河和長梁等村落的第二十九軍和偽滿自衛團又發生衝突，有40餘名偽軍被迫繳械。日本關東軍借口第二十九軍侵犯了「滿洲國」境，命令駐防承德的谷壽夫旅團開往熱察交界地區，並從23日起出動飛機、大炮、步兵進攻察東獨石口地區，製造了察東事件。
「察東事件」之後，范哈兒的西南集團和其他一些勢力集團，先後譴責對此發表了譴責，紅軍更是再次喊出「抗日」口號，讓幾方的態度，達到了近乎一致的程度。
1935年1月中旬，日軍利用「察東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認察哈爾沽源以東地區為「非武裝區」。隨後更進一步提出，希望實現整個華北地區不設防、自治等謀求。
這個結果一出，范哈兒頓時公然在重慶召開記者會，指著國民政府不作為。
到了這個時候，別說是范哈兒肯定是真心支持紅軍北上抗日了的，就連那一直**的英美政府，對於是不是要放紅軍去和日本人鬥一鬥，也是很有興趣。
九一八事變後，尤其是華北事變以來，日本在加速對華侵略擴張的同時，竭力排斥英美勢力，嚴重威脅到英美在華利益。1931年在華外資總額324，250萬美元中，英、美、日的比例分別為36．7％、6．1％、35．1％；到1936年底，在華外資總額428，537．2萬美元中，英、美、日的比例已分別為24．4％、7．9％、48．9％。1933年中國進口商品總額134，556．7萬美元中，英、美、日的比例分別為11．4％、22．4％、9．7％；到1935年中國進口商品總額91，921．1萬美元中，英、美、日的比例則為10．7％、19．2％、15．2％。很明顯，日本對華資本輸出及商品輸出的增長速度大大超過了英美。再從華北來看，1936年該地區出口總額19，110萬元，日、英、美所佔比例分別為35％、19％、28％；進口總額14，090萬元之中，日、英、美的比例依次為44％、9％和10％。隨著日本的擴張，英美在華的經濟地位下降，矛盾日益加重。
如果說，英美等勢力，認為『共產』黨是他們不想共處的討厭人物的話，那日本毫無疑問就像是偷了他們東西的賊。所以對讓國民政府**，主要是口頭要求，而對國民政府反日，則是給予很實質的貸款和武器好處了。只是稍微有點微妙的是，他們基本以出錢出武器支持國民政府鎮壓紅軍，並非直接和日本人開戰，從而來實現國民政府幫忙抵抗日本人的經濟競爭。
1934年4月，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英二發表談話，攻擊英國通過國聯向中國提供財政與技術援助，指責美國對華提供棉麥貸款與出售飛機，稱日本負有「維持東亞和平與秩序的使命」，「其他外國或國際聯盟對於中國實行利己本位政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在英、美的強烈不滿與質詢之下，日本外相廣田不得不表示天羽聲明並不代表政府，但這並沒消除英美方面的疑慮。美國駐日大使格魯當時便認為：「廣田批准發表此項聲明與否，無關緊要，因為聲明恰好準確地表達了日本正想推行的政策。」
英美當時在華北有著重大的經濟利益，華北「自治」將給他們帶來巨大的損失，英國在華北的主要經濟事業有：匯豐、麥加利、有利、大英四大銀行和中英公司、福公司兩大辛迪加的機構，開灤、門頭溝、焦作三大煤炭公司，殼牌、亞細亞石油公司、英美煙草公司與卜內門鹼公司，對津浦、平漢、北寧、道清等鐵路的貸款投資等。美國在華北有中國電氣股份有限公司、慎昌洋行、美孚石油公司、德士古公司，以及當時中國最大的地毯廠美商古紳洋行天津毛織廠，等等。此外，在華北的經濟地位一旦喪失，就意味著英美在長江流域、華中與華東地區更大的利益將直接面臨日本的威脅。這就迫使英美政府對華北事態的發展作出公開的較強硬的反應。
「察東事件」後，日本人進一步入侵中國的行動，其實已經展開。范哈兒立刻就華北事件，約見英國駐重慶總領事盧思德，詢問英方對日本人製造這次事變的態度。
華北事件極大損害了英美在華北的利益，面對這位執掌西南的大軍閥，盧思德總領事並不覺得對方關心此事有什麼不合適，甚至也希望這位強勢的軍閥，能夠比老蔣做得更狠辣一點，所以明確表達了英國外交大臣賀爾的意思：
「華北事端之產生，實屬不幸，蓋無論其真相若何，皆足使人相信日本現正施用武力，鑄造中國內政之發展與行政之安排也。任何事件徒能損害日本之聲望，與妨礙各方所願日本與中國及其他鄰友間相互友好關係之發展。」
在范哈兒約見美國駐重慶總領事威爾後，這位老朋友也明確無誤的傳達了美國國務卿赫爾的意思：
「華北現在進行著一項，性質不同尋常而可能有遠大影響的政治鬥爭，中國必須加以重視。」
並且表示：
「無論這事的起源如何，無論是誰幹的，無論所採的方法如何，事實是很清楚的，有人在努力，同時有人在抗拒著，造成中國北部幾省的政治地位和情況的重要變化。在上述地區內，美國的利益同其他國家的利益是相似的。在這地區有著，而我們的權利與義務也關連著，相當多的美國國民、若干美國財產和大量的美國商業和文化活動。美國政府因此正密切地注視著該地區內發生的事情。」
有了英美雙方這樣的表態，范哈兒立刻「請示」：
「如果中國有所行動，或者讓某些人有行動意志的人，前去牽涉日本在華北力量，貴方是否支持。」
對此，兩位總領事都一致表示：
「概不支持戰爭，但若是中國有收復正當權力之心，則無論何人、何勢力來行使，看來都是正當的。」
這一下，范哈兒信心大定。
1935年2月，范哈兒讓新編第一百軍軍長陳蘭亭坐鎮重慶，自己帶重兵南下，坐鎮遵義，親自指揮「剿匪」工作。
但就在這個時候，一支戰力極為強大、精神面貌也極好的紅軍部隊，突然，從翻越黔北山區，繞過西南聯軍防線進入四川「空虛」的內部，一路北上，順利渡過嘉陵江，直奔往陝西而去。坐鎮重慶的陳蘭亭，卻以駐守大任，屢次拒絕了國民黨派駐重慶代表的出兵攔截要求，直到南京的老蔣親自發電報來催，才匆忙起兵，卻只能和從遵義趕來的范哈兒大軍本部，一起追擊已經渡江北上的紅軍了。
這一旦追擊起來可就麻煩了，老蔣幾次電令催促，西南聯軍也盡量表現的行動迅速，但總是慢了那麼一小步，就讓紅軍順利從前面「突破」出去了。
老蔣幾次發電報大罵范哈兒和陳蘭亭無能，卻也沒什麼用，范哈兒真被罵急了，還會公開招待記者會，聲稱紅軍這一路過來，老蔣自己也沒攔住，怎麼能怪自己無能。而且紅軍打著北上抗日的旗號，自己也十分理解支持，士兵們都不願意全力和紅軍戰士拚命，這仗還怎麼打等等。如此種種，就是希望外界理解。
這幾番一說，老蔣那邊還是氣壞了，但外界包括部分一起追擊的國民黨將領，卻對范哈兒的這番表態，有所理解和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