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第三百五十節 當前難關 文 / 黃初
第三百五十節當前難關
日本日趨緊張的局勢，讓首相東條英機愁得成了一個真正的禿子。
當東條英機出任日本內閣首相時，他發動了對英、荷、美三國的太平洋戰爭。但事實上，日本早已在戰爭之中。從1937年7月開始，日本即已全面展開其侵華戰爭，它比希特勒在歐洲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早兩年。所以，嚴格說來，東條並未發動戰爭，而只是把已有的戰爭加以擴大而已。
所謂大戰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流行的名詞，在戰前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而已。假使戰前的日本也有其大戰略，則最簡單的描述即為「侵略」兩字，其目標即為以中國為主體的亞太地區。
也許所謂「田中奏折」可以勉強算是日本的長程戰略計劃，該奏折分三個階段：(1)首先征服滿蒙，(2)再以滿蒙為基地來征服中國，(3)再以中國為基地來征服世界(實際上只是東南亞，即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從1931年「九一八」開始，日本就依照此種計劃行事，但到1940年，事實卻顯示若無東南亞的資源，日本不可能征服中國，若不能征服中國，在滿蒙的基地也不能長保。但要奪取東南亞則必與美國衝突。簡言之，除非能擊敗美國，否則一切戰略構想都將淪為空談。
完全如日本人所云，1941年對於他們是「危急存亡之秋」：不南進則必須退出中國，若南進則美日必戰。近衛首相雖力主慎重，但陸海軍兩部都已在準備戰爭。10月18日，當時任陸相的東條接替近衛出組新閣，全部戰爭計劃到10月20日即已完成。日本帝國的命運遂完全掌握在軍人的手中，好像是一顆定時炸彈，東條不過是引爆的信管而已。
作為戰時領袖，東條若與其他的人物比較，似乎顯得頗為遜色。其原因可以歸之於個人和制度兩方面：(1)東條的背景和經驗都很淺薄，其對於世界的認知和瞭解更是有限。希特勒的世界知識也很淺陋，但他對於其假想敵卻有相當深入的認知。(2)日本的制度也極為特殊。東條既不能像希特勒和斯大林那樣獨裁，又不能像丘吉爾和羅斯福那樣依賴民意。日本的陸海軍代表兩個對立集團，而在軍種之內又有派系的存在，所以意見和利益經常發生衝突。就理論而言，天皇為最高統帥，但事實上他只是一個偶像。所以，日本戰時政府中根本沒有一位真正的決策者，換言之，也就是沒有統一的大戰略。
後世經常根據解密的日本大本營資料來研究日本人的戰時戰略，經常會得出一些非常理想化的結論。但事實仔細想一想，在日軍這個有「下克上」傳統的部隊，文人高層所謂的既定戰略，經常是存在於紙面上的玩物而已。後世與其研究那些解密的政府文件和資料，還不如研究一下當時現實的日本社會和人民心理狀況。
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與東條英機之間的關係可以作為例證，由於山本的堅持，珍珠港才被納入戰爭計劃，而攻擊在表面上的成功遂使山本的威望大增，並對東條構成壓倒優勢。東條並不知道山本的捷報是故意誇張，當時所謂的珍珠港大捷乃有名無實，並沒有對美國艦隊形成致命打擊。但山本此後遂有更大的行動自由，幾乎完全不受政府的控制。所以，在戰後一切有關中途島之戰文獻中無人曾經提到東條的姓名。
1942年夏季中途島戰敗後，日本在太平洋的征服行動即開始退潮。而等到山本五十六在太平洋上陣亡後，東條英機的政治主張，才開始可以得到較大的執行。
但此時日本需要面臨的局勢，已經非常困難。中國戰場毫無疑問是泥潭，而太平洋戰事，也在初期的順利後，馬上陷入真了失利，所以眼下擺在東條英機面前的唯一選擇，就是執行防禦作戰準備。
幸好山本五十六那並不存在於歷史上的一份遺書，給了東條英機很大的支持，讓他可以更加容易執行有些所謂的「彈性」策略。
東條對於防禦計劃的作為和執行，雖然曾有貢獻，但也只能是勉強支持殘局，並不能反敗為勝。
誠然，東條本人並非等閒之輩，他在戰時也曾表現出其才能，不過由於受到日本特殊制度的限制，遂不可能有傑出的表現。尤其是日本的侵略政策本來就無成功的可能，東條只是一個不幸的犧牲者而已。
希特勒與東條從未見過面，彼此之間也幾乎毫無瞭解。他們實際上是各自為戰，在戰略上根本沒有任何協調。不過，希特勒曾鼓勵日本南進則又為事實，其理由是希望日本能從太平洋方面牽制美國。
毫無疑問，希特勒最初的確希望避免與美國發生衝突，但到1941年9月之後即認為美國終將參戰，於是就想設法使美國把眼光轉向亞洲。反而言之，日本人的想法也正相似，希望美德開戰後會使美國把注意力先放在歐洲方面，於是可以減輕日本在太平洋戰區所受的壓力。
所以，很有諷刺意味，二戰中的希特勒和東條真可謂同床異夢，甚至一直幻想著利用對方來給自己當擋箭牌，吸引敵人的火力。
東條英機確實愁得頭髮都要掉光了，但是盟軍這邊，不管是范哈兒還是老蔣，也都忙得不得了。
在太平洋方面，自始至終，後勤對戰略都具有重大影響作用。因為距離是那樣遙遠，所以後勤支援也就較困難：誠如麥克阿瑟所云：
「太平洋戰爭的最大問題就是兵力的運輸和維持。勝利的基礎即為後勤問題的解決。」
太平洋是一個太大的戰場，而且同時又包括著美國陸軍和海軍兩套不同的獨立指揮系統，所以西南太平洋(麥克阿瑟)與中太平洋(尼米茲)兩個戰區之間始終對於有限的資源持續不斷地展開激烈爭奪戰，因此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也就被迫採取一種分頭進攻的彈性戰略：尼米茲越過中太平洋向西進攻，麥克阿瑟越過西南太平洋向西北進攻，以菲律賓和中國台灣附近為會師點。至於優先步驟和目標則將根據情況的發展而作適當的彈性調整。
最初是各打各的仗，彼此暫時相安無事，但進入到1943年以後，隨著戰事的進展順利，兩支兵力的矛頭是越來越接近，於是美國陸海兩軍對於下一個主要目標的問題遂開始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陸軍方面除了害怕在開放的海洋上越過漫長的距離外，同時也認為馬裡亞納和帕勞等島嶼實在太小，不足以當作向日本內圈防線發動巨型攻擊的基地。他們相信必須有較大型的陸上基地始能採取進一步行動。此外。他們在西南太平洋的作戰經驗也都是只限於較短的水上距離，對於遠距離的越洋作戰自然視為畏途。
海軍方面的經驗和觀念則完全不同，自1942年以來，在中太平洋戰區，越過長距離的水上作戰早已成為慣例。尼米茲的問題與麥克阿瑟的完全不同，所以其解答也不一樣。麥克阿瑟是以陸地為基地，而尼米茲則帶著他的基地一同走。換言之，他的大艦隊一方面是作戰基地，另一方面又是打擊兵力。那是一種四位一體的組織——一個浮動基地、一支艦隊、一支空軍和一支陸戰隊。
在中途島之戰以後，此種兵力即已設計和組織完成，在世界海軍史上應算是偉大傑作之一。此種戰爭工具不僅具有強大威力，而且更能自給自足，把所有的補給、維護、修理等設施都帶著走，所以也就具有無限大的行動半徑。因此，海軍上將金和尼米茲對於陸上基地並不那樣看重。
最後的決定仍像過去許多基地決定一樣，關鍵仍為目前已有的後勤資源。
日本為一海洋帝國，戰略物資幾全仰給國外，國內糧食亦不能自足。當發動戰爭時，其商船僅600萬毛噸。比1939年的英國連1／3都不到。日本海軍對護航作業毫無計劃和準備，僅當商船損失慘重後才開始尋求對策，但已來不及了。
美國潛艇部隊對勝利之貢獻極大，其打擊針對日本經濟弱點和軍事弱點，所以能產生雙重決定性。一方面切斷其軍事組織的後勤系統，使其分散海外的大軍陷於孤立地位，並使其海空軍由於缺乏燃料而效率大減。另一方面使日本工業不能獲致必要原料，甚至於人民也感受飢餓威脅。因此，其總崩潰實可計日而待。除了潛艇以外，第二項決定因素即為美國戰略空軍。前者無聲無息，後者聲勢奪人，前者切斷海上帝國的四肢，後者則猛擊島嶼帝國的心臟，但足以置日本於死地。
但是在當時，究竟僅憑海空權能否擊敗日本，抑或必須入侵其本土，仍很難定論，美國陸軍所採取的是悲觀看法。
不過僅僅是初步的襲擊，就已經讓日本人足夠惶恐不安了。
幾天以後，關於船舶問題的辯論，由於宣佈了所羅門群島之爭已告終結而突然變得黯然失色。哈爾西將軍及其兩棲部隊已採取蛙跳戰術開進「狹縫」向通往所羅門群島中心的新喬治亞島挺進。日本駐軍雖已嚴陣以待，而且很快就到達的增援部隊使兵力達到五千人，但守軍卻無法擊退蜂擁上岸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及陸軍師。全島被佔領只不過是幾個星期內的事了。這樣一來，美國人與戰略要點布干維爾之間便不會有多大的距離。
裕仁天皇召見了東條英機，東條晉見完畢後，為天皇陛下的「嚴重關切」所震動，忙派人把佐籐賢了將軍——東條往往聽取他的意見——找來。
日本實現其政治目標的主要工具仍然是大東亞共榮圈。如果說日本生產仗打敗了，那末她在亞洲大陸大部分地區的宣傳仗，卻還可以算是在一定意義上打贏了。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政策，其實是要使亞洲「本著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精神」在日本領導下團結起來，由天皇欽定各國「應有的地位」，以導致和平與繁榮。這個政策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間由第一屆近衛政府制訂的，它誘使了近億萬亞洲人在戰爭中與日本合作，反對西方。
這個政策原來是那些要使亞洲從白人剝削下解放出來的理想主義者創立的，但如同許多理想一樣，它被現實主義者接過去並加以利用了。首先利用它的是那些把自然資源豐富的東南亞看作是日本病態經濟出路的人，他們認為，日本不能在令人屈辱的西方貿易統治下繼續作為現代國家存在。軍國主義者也認為這個政策是解決他們最迫切的需要——戰爭的原料——的答案。於是，他們便成了這個政策的最積極推行者。原來從理想主義變成機會主義的東西，現在卻發展為不大可能的兩者兼有，儘管大東亞共榮圈被軍國主義者及其民族主義支持者所糟蹋，但它所鼓吹的泛亞主義在廣大群眾中的吸引力相對說來卻沒有減弱。
殖民主義及伴隨而來的搾取曾讓亞洲人民深受其害，但是到本世紀初，殖民主義的歷史作用已經完結，它本身遇到了民族主義的挑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伍德羅?威爾遜總統提出的各民族自決的理想主義要求，似乎不但適用於歐洲人，而且也適用於亞洲人。然而，許諾過的民主始終沒有來到東方，在那裡，殖民地依然是殖民地；西方有兩種衡量自由的標準，一種是用於自己的標準，另一種是用於蘇伊士以東的地方的。年復一年，隨著西方主人（特別是英國人）只提出修修補補的改良計劃，東西方之間的鴻溝更大了。
除中國外，革命時機本應成熟的大陸卻仍然在沉睡中。各國的造反者都等待著別人先起義，他們不再盼望出現民主領袖，相反，他們心目中的偶像卻是象希特勒那樣能在外交和軍事上戲劇性地戰勝英法的獨裁者。在整個亞洲，法西斯式的敬禮和勞動者握緊的拳頭在爭奪民心。
英國想爭取亞洲人支持她的反對軸心國的戰爭的企圖遭到了譏諷。一九四○年，曾在劍橋大學受過教育、後來成為緬甸第一任總理的巴莫博士，提醒他的議會勿忘英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理想主義」戰爭目的。
「她以同樣的道義狂熱宣稱，她之同德國打仗，是為了保衛弱小民族，她是為了使世界實現民主……她絕對沒有領土野心。……但結果如何呢？仗是打了，口號也喊了，勝利者取得了勝利，那又怎麼樣呢？戰爭的結果使大英帝國給自己增加了約一百五十萬平方英里的新領土。民族自決主義又怎麼樣呢？當我像通常那樣魯莽地在聯合選擇委員會制訂緬甸憲法時向該委員會提到民族自決時，英國代表覺得好笑。」
但是，他這番煽動性的講話英國人倒並不覺得好笑，巴莫被投入監獄。
次年，丘吉爾和羅斯福簽訂的大西洋憲章，又給亞洲某些政治領導人帶來一線希望，以為西方終於拋棄了自由的雙重標準。這個憲章不是宣佈「各國人民有權選擇自己的政府形式」嗎？然而，丘吉爾很快便明確宣佈，這個憲章不適用於英國的殖民地——換言之，它只適用於白種民族。
因此，二戰開始後日軍的大舉征戰行動，等於宣佈廣泛接受日本的建立泛亞的號召的時機已完全成熟。
自上世紀中葉以來，日本自己的獨立不斷提醒人們，亞洲人是能夠得到自由的。一九○五年，東鄉擊潰俄國艦隊的事實，標誌著亞洲從西方統治下崛起，使所有東方人有了某種自豪感，即便當時的大部分中國人也不例外。一九四二年菲律賓的陷落更是戲劇般證明，白人不是不可戰勝的。英國人全線撤退的景象使亞洲人興奮陶醉，亞洲大陸的許多地方都積極準備與勝利者結盟。
最突出的例外當然是中國，在那裡，幾十萬日軍依然陷於一場屢受挫折永無盡期的戰爭中，大多數日本人都不理解蔣介石為什麼要繼續打下去。丘吉爾和羅斯福正在利用他作工具豈不是很明顯的嗎？然而也有些自由派的日本人一貫反對日本佔領中國，其中之一就是駐汪精衛的通敵傀儡政府的大使重光葵。他的論點是，建立共榮圈是否能成功要取決於中國問題的公正解決。日本怎麼能一方面把中國的很大一部分地方當作殖民地對待，一方面卻號召結束殖民主義？日本與南京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應該廢除，不附加限制條件地提供經濟援助。
東條英機作為一個軍國主義者曾全力支持對華戰爭，但當上首相後卻另有看法，他對重光的建議表示歡迎，並且願意有限接受。
在這樣的背景下，當中**隊即將展開反擊，再次主動尋求戰機的時候，中日兩國之間的「和平人士」，自然要有所行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