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驚蟄 九十九回 五點鐘談判 文 / 浮竹
九十九回五點鐘談判
翁心存何嘗意識不到這一點，只是現在再去後悔，已經為時晚矣，恭王行事不念故舊，不擇手段，是一個十分招惹不起的人物。像他這種人，如果不是位極人臣、執掌國家大權，就必定禍及子孫，死無葬身之地。自己只不過是做過他幾天的師傅，沒想到竟然就捲入了這個叫人脫身不得的漩渦之中。從前以為小兒同龢手裡捏著他的把柄，無論如何他也不敢亂來，可是如今細細一想，所謂的把柄也只不過是交結士子而已，照他眼下的身份地位來說，這點小疵根本就扳不倒他，反倒會給自己惹來一身麻煩。
不過翁同龢的見解，卻又與老父十分不同。他原就是一個功名之心十分強烈的人，這幾年追隨恭王，很受了他的荼毒，認為成大事就該是不計一時得失的。就算要學韓信受胯下之辱，只要有朝一日能夠十倍報之，那也算不得什麼。這一次父親激烈地主戰，他雖然名義上礙於父子天倫，不得不表明自己站在父親這邊的立場，可是心裡卻有幾分同意恭王的議論：與其貿然言戰，等到敗於人手之後再去任憑對方宰割，倒還不如主動議和修約，反倒能夠保住許多臉面之外的東西。
甚至在他心底，還隱隱有些埋怨父親太過死腦筋，連累自己也漸漸失去了恭王的信任重用。以前所做的那些努力，難道就此都要化為泡影麼？想歸想，父親治家一向嚴格，他也不敢把這話當面說出來。
所謂知子莫若父，他不說，不表示翁心存便絲毫也看不出。從小躬自教導的兒子竟然如此違逆自己的意思，實在叫他心裡像堵了塊大石頭似的，十分不舒服。忽然之間，翁心存不禁又記起自己與恭王和同龢一起下的那盤棋來。看來恭王的棋風仍然是不曾變過，當時自己對他說「局中之人應當在乎的只是終局之勝負」，指的本是官場之中的勾心鬥角、爾虞我詐，沒料到事到如今，反過來卻要恭親王教了自己一局。看來真的是老了！
翁心存長長地歎口氣，自從上一次因為各種原因奉旨革職之後，他便對做官沒有什麼興趣了。後來奉旨起復，實在是有點不情不願，抗不住恭親王再三相邀，還是勉為其難地重新擔任了吏部侍郎之職，後來遷轉戶部尚書，又入直軍機，也算位極人臣，是該到了急流勇退的時候了。他自覺已經沒有心力去爭什麼，至於大清的國運，既有恭親王這樣的人在，又何須他這老朽操心呢？
他的告病奏折送上去，很快便得到批覆：不准致仕，暫且免直軍機，仍署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等職，著食全俸，在家養病。這個結果在他的意料之中，似乎也是解決他與恭王之間問題最好的辦法。
翁心存一去，朝廷裡主戰派群龍無首，言戰的呼聲瞬間便減弱了許多。在暫署首揆的桂良主持之下，終於通過了議和的方針，當日便派宣諭使趕赴英法兵駐紮的黃村，通知三國使節，令其暫且退回天津，不久之後便會派遣修約欽差，前去與他們談判。
包令接到北京政府的諭令，真是欣喜若狂：這是就修約這個問題，中國政府第一次明確地以官方口吻做出的讓步！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可以說此行的目的已經達到了，按說便該接受中國政府的要求，帶兵退回天津，靜候新的欽差大臣前來，可是包令卻並不這麼想。他聲色俱厲地對前來宣諭的禮部右侍郎寶鋆說道，自己手中持有國書，必須面見中國皇帝呈交，而且要求在北京舉行談判，否則便不足以顯示大清國的友好誠意，各國還是要繼續進兵的。除此之外，他還要求中國政府必須先把上海事件的罪魁禍首：李鴻章與倭仁兩個人一同撤職，否則一切都免談。
寶鋆帶著包令開出的條件返回京師，奕訢的守孝百日才剛剛過去十幾天。雖說持服未滿，可是由於翁心存的退出軍機，六個人一下子變成了四個，人手明顯地不足起來。在臣僚「敦請」之下，奕訢勉為其難地提前開始辦公，得到了皇太后的恩准，每天穿著孝服入宮當值。
看過了包令口述、麥華陀代書的親筆信，奕訢冷笑一聲，把那封信用力丟在炕桌之上，不屑一顧地道：「藉口，分明是藉口！」頓得一頓，續道：「他想試探眼下的朝廷是誰作主，我便讓他試探個夠！」
今日軍機值班的，除了奕訢之外，還有桂良與麟魁兩人。麟魁病假未至，當著老丈人的面，奕訢說話也就沒什麼顧忌起來。桂良沉思道：「議和無妨，李鴻章與倭仁二人罷職與否並不當緊，大不了過幾個月再行起復。但這國書一節……且不說皇上年紀幼小，不能行此大禮，就是請皇太后代行，那也是大損國體，決不可為。」
奕訢想了一陣，道：「岳翁看這麼回話可好：就說國書必待新約修定之後方可呈遞，屆時再另行商議。」桂良也沒什麼好辦法，只得依了他的意思，拖得一日算一日。
至於談判的地點，北京是絕不可行的，且不說會引起多大的恐慌，單是放洋兵進京這一項，就足夠他喝一壺了。所以他決定取一個折中的辦法，請三國公使從黃村北上盧溝，就在盧溝橋頭舉行談判。
談判的人選就比較好確定了，朝中大員都是蒙昧無知，派誰去其實差不了多少。但是總得要有一個通曉外情的人去出出主意，這一來新起復的太常少卿徐繼畬便是上上之選；因為有意藉機訂立借師助剿的條款，所以兵部也是必須出人的，胡林翼剛剛做了兵部侍郎，正要一個機會拋頭露面，不叫他去卻又是誰去？還有一個奉調抵達京師不久的郭嵩燾，雖然此刻他尚沒有什麼跟外國人打交道的經驗，不過奕訢是有心遵照歷史來成全這位中國外交第一人的，就把他補了禮部主事，隨同前往。隨員有了，主欽差卻有些不好定奪。照奕訢的意思，他是想自己來做這個欽差，雖然說籤這種和約被人罵是無疑的，可是他卻比別人有一樁不能明說的長處：他懂英語。
出乎意料，桂良對他的這個提議表現出十分堅定的反對態度，他的理由也很說得過去：自古以來簽訂這種城下之盟的大臣，無不要面對儒林士子的辱罵，奕訢剛剛執政，實在不適宜自毀形象。可是要從朝中挑另外一個位望俱高的人，著實也不容易。桂良想了半天，一頓足，道：「沒法子，也只有豁出去我這把老骨頭，去跑一趟了！」
奕訢心中著實有點感激，這一場絕對是費力不討好的差事，難為桂良竟心甘情願地主動替他頂了下來。於是便由桂良擬了一個奏折，大略無非是加桂良東閣大學士、命為全權談判大臣，兵部侍郎胡林翼為佐理談判大臣，另外加上徐繼畬等各部隨員共二十六名，剋日起程離京，趕赴盧溝準備談判。奕訢帶著奏折進宮請旨，皇太后是一介女流，哪裡拿得下這種主意？只是照章用印罷了。
過不兩天，包令回信，同意了北京政府的提議，決定在盧溝談判，可是談判結束之前絕不退兵。議和不是什麼可以張揚的光彩事，自然不會有人送行；冬寒料峭，桂良一行人等踏著薄雪，冷冷清清地出了都門，人人心中都有些淒惶。
一路上曉行夜宿，很快來到盧溝驛站住下。夜間寒冷，驛站連火塘都無，管驛的吏目好容易尋了幾個手爐、炭盆來給諸位老爺取暖，卻是杯水車薪，絲毫御不得寒氣。桂良輾轉難眠，索性披衣坐起，走出門去。
出得房門，便覺寒冷刺骨，正在那裡自傷自憐，忽聽一陣馬蹄聲響，兩騎一前一後飛奔而來，直馳入驛站之中，前面那人一躍而下，大步走到桂良面前。
桂良嚇得有些呆了，好容易回過神來，正要大呼來人，忽聽那人道：「岳父大人，是我！」愕然望去，但見他斗篷帽子低低壓住眉骨，兩腮全是濃密的大鬍子，幾乎完全看不清面貌，不過聲線卻是熟悉至極：正是自己的王爺女婿無疑。
禁不住訝然道：「王爺如何在此？」引頸向驛站外面一望，只見除了那個正在拴馬的隨從之外，並不見有半個人影，顯見他是私自出京的。大清的老規矩，親王非得皇命，是不能擅自離開內城四十里地的，雖然眼下奕訢已經貴為輔政王，可還是要守這一條制度。
還沒來得及責備，便聽他道：「本爵思前想後，總覺放任岳翁獨自面對夷人，實在不妥。本爵幼時在上書房曾讀過南懷仁等諸位西洋師傅所留下的夷人文字，略略通曉幾分，庶幾不致有所蒙蔽。待包令來到之後，岳翁便與他相約，每日下午申刻之後相談，如此本爵便可自京趕來，談完之後，再連夜趕回京裡。」
不容桂良拒絕，又道：「本爵不以本來面目示人，便充作一個翻譯，在一旁伺候便可。」踏前一步，握住桂良雙手，道：「岳父如此待我，做女婿的自不能高枕無憂。禍福休咎，你我翁婿二人共之！」
桂良一陣鼻酸，老淚險些奪眶而出，忍不住重重地點了點頭。
夜半談判的要求雖然十分奇怪，可是幸好沒有遭到包令的拒絕。大概是看不出中國人的用意何在罷，幾位公使一番商議之後，終於還是同意了這個時間上的安排。徐繼畬與美國翻譯裨治文雖未見過，不過兩人互相聞名已久，徐繼畬的不少美國朋友，也都是裨治文的至交好友，言談融洽的程度，反倒超過了幾國公使。
正式的談判，自十一月二十九日晚五點開始，直到次日凌晨一點才告一段落。此後的一連二十多天，天天都是如此。也因此，這一次談判，在後世史學家的口中被習慣性地稱為「五點鐘談判」。不過在官方文件當中，它另外有一個正式的稱呼：盧溝議和。
多年以後，當裨治文寫作他的回憶錄《美國人在北京》的時候，他這樣描述中國方面參加會晤的大員：「對談判負完全責任的是大學士桂良先生，中國人稱他為『全權談判欽差大臣』。他是一位老年人，有著清癯的面貌、皺縮的雙手和幾乎完全變白了的鬍鬚，據說他至今已經侍奉過三位皇帝了。他的為人十分穩重是過分穩重了，以至於他對我們每一個提議，甚至是有利於中國人的提議，都要考慮上至少一個多小時才肯給以答覆；但是我相信他是一個品格高尚的人，因為某一次我親眼見到他在院子中撒下許多米粒，餵飼冬天難以覓食的麻雀。也許有機會的話，我會考慮向他傳佈主的福音呢。」
「他的副手之中，值得稱道的是兵部侍郎相當於合眾國的一位上將胡林翼先生，他雖然看起來氣色不好，在談判過程中不住咳嗽，可是頭腦卻十分敏捷，有著一種蓬勃的美國人式的精神風貌，這一點讓他很討人喜歡。我向他推薦了一位曾經為我醫治腹瀉的英國醫生，希望能夠對他的健康有所幫助。」
「與我想像中不同，此次談判十分正式當然除了怪異的談判時間之外因為他們甚至史無前例地派遣了一名書記員，專門負責寫下雙方任何一名官員口中說出的每一個字。不得不承認，我對此感到十分高興，因為這位六十歲的老書記員徐繼畬，後來成為了我在中國的好友之一。」
「現在我要說到最奇怪的一個人了。他是以翻譯的身份出現在桂良身邊的，雖然他蓄著十分濃密的絡腮鬍子，但是從他的聲音之中，我可以肯定他的年齡在三十歲以下，並且他一定是一個不抽煙、也很少喝酒的潔身自好的人。他的奇怪之處在於，整個談判的過程當中，每當遇到需要當場給出答覆的問題，桂良總是要用目光徵詢他的意見，得到了這位『翻譯』的默許之後，才會答應我們提出的條件。我懷疑，他是北京政府中某位大人物也許就是那位輔政王派來監視欽差們的密探。由此我大膽地推斷，眼下中國的政治核心，已經完全或者說百分之九十以上落入了輔政王的掌控之中。我並且把這些意見告知麥蓮閣下，作為他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