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巧木匠 第二三四回 輿論 文 / 半埂草
第二三四回輿論
入朝以來，李彥一直在研究明帝國的權力體系。這個體系表面上來看，相當集權，所以權力都歸屬一個人，那就是帝國皇帝，皇帝則通過下面的官僚治理國家。
而明帝國的官僚體系，在中央這個層級上，又顯得不是那麼集權，不管是六部九卿，還是內閣大學士，一方面，他們擁有的權限不多，大事小事，都需要報請皇帝批紅、用印，然後發旨決斷；另一方面，內閣大學士雖然漸漸成為事實上的宰相，但是從法理上來說，內閣不過是協助皇帝處理國事的顧問、幕僚罷了，並不能直接統屬六部九卿。
加上可以風聞言事，權力很大的六科十三道，每遇重大事情進行朝議，往往爭論不休。尤其是東林與齊楚浙三黨對峙之時，互相攻訐，決策效率變得極為低下。
萬歷時很多官職空置，固然有萬曆皇帝怠於朝政的緣故，東林與三黨爭執不下，不管是哪一方的人選，都很難得到一致的認同，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李彥的想法就是從法理上確立內閣的集權，實行唐宋時期的宰相制，另外用類似於朝會的學士院，對重大決策進行表決，而國士院的範圍就更加廣泛，根據李彥的設想，學士院的學士應當由國士院進行推舉，從而形成一個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
在兩院的提案遭到否決以後，李彥很快提出一個新的方案，新方案不再提及兩院，維持原本的內閣-部院制，但是在內閣中設首輔一人，次輔四人，大學士四人，首輔統攬全局，次輔分管方面。大學士可兼領，也可分管或不分管，重要決策通過九人內閣票決即可。
李彥提出對朝政的革新，就是希望不再出現那種無休無止的爭吵，一方面，將決策的權力集中到內閣；另一方面，也賦予部院一定的權力，而不是像過去那樣，什麼事情都需要報給皇帝，官員唯一的作用就成了爭吵。
至於朝議依然保持，但是對朝議的範圍和條件都要做出限制，實際上這個革新就是將原來皇帝手上的決策權，拿出來進行重新分配，一部分留給部院自主，一部分是由內閣決斷，還有一部分經由朝議。
普通事務皆由部院自主，比較重要的事情必須內閣決斷，涉及國計民生的大事，則需要經由朝議。
與過去相比，朝議採用票決，票決的結果即為合法有效。
實際上，朝議就是替代了李彥設想中的學士院的作用，不過朝議的參加者主要是部院大臣、六科十三道，以及少量的勳貴代表。
這個方案與原來的體系相比，一方面縮小了朝議的範圍，但是朝議的權力大大增加，同時也增加了各部院的權力，當然，他們能夠朝議的範圍。也會因此而縮減。
有得必有失，相對來說，得到的是實權，失去的則是名義上的朝議權力，這個權力還是下放給內閣和部院的。
這一次，李彥沒有直接在內閣會議上提出，而是通過《華夏時報》、《華夏文學》發表了幾篇策論，來闡述自己的觀點。
在這些策論中，李彥總是以閹黨亂國為引子，指出法治、制衡的重要性，藉以提出完善大明法制，並依法治國的施政方針；又以黨爭為引子，指出朝廷決策效率、行政效率低下的原因，就在於決策體系不夠通暢。
李彥認為，要防範閹黨亂國的再次發生，就必須從這兩個方面著手，對現有的權力體系進行革新，其核心包括兩點，其一是權力的重新分配，一方面是權力下放，另一方面是增加內閣的權力，實質就是在權力下放的同時，進行權力集中，以使得決策更有效率。
其二就是權力的制衡，朝議就是對內閣的制衡，都察院和六科是對百官的制衡，都察院與大理寺之間也有制衡，制衡的同時，各司其職，不影響決策和行政的效率。
根據制衡原則，李彥又提出僅僅是官僚體系內部的相互制衡尚且不夠。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應該讓天下人來監督官僚體系的運作。
就此，李彥再次拋出他的國士院構想，即從各地遴選德高望重的飽學之士，成為國士，每三年進行一次會議，議決朝廷律法和重大事項。
此議一出，可謂朝野嘩然，有人尖銳地提出，李彥這是以天下之名，行剝奪皇帝權力之實，想要篡權。
立刻有人反問，李彥又不是首輔，只是內閣四名次輔之一，如何能夠篡權？
石柱國為此專門寫了一篇評論，特別指出李彥此篇策論的前提，即一切權力皆由天下人授予天子，而天子授予百官，無論是內閣大學士、百官還是國士，都需要得到皇帝的正式授官，不然即為不合法。
在政變發生以後，藉著清算閹黨的罪責，內閣通過了報刊發行的規則，認可其合法，並由禮部進行管理。
原本給閹黨搞得七零八落的各種報紙刊物，如同雨後春筍一般，紛紛冒出頭，它們開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撰文揭露閹黨的罪行。
李彥的文章發表以後，報紙上開始出現一些討論，隨著華夏社刊發了一組相關的評論，不同報紙上的議論也越來越多。
支持者有之，反對者也不少，支持者認為李彥依然承認天子的威權，不過在行政事務上，天子顯然不可能全都親力親為，否則也不會出現劉瑾、魏忠賢專政的事情。
反對者則認為。不管李彥及其支持者如何狡辯，他們都不能否認，這種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皇帝的權力，顯然居心叵測。
李彥能夠預料到會出現激烈的紛爭，這種爭論首先是源於理念，這個時代的人對皇權存在莫名的敬畏，而且幾百年傳承下來，在讀書人中間，天命皇權的觀念也已經深入人心。
雖然李彥不斷強調所以的革新。全都是在皇帝之下進行的，朝廷的重要決斷，官員任命，都必須得到皇帝的認可。
然而明眼人，以及懷有不同心思者，都能從他倡導的權力架構和制衡體系中，找到那些剝奪皇權的影子。
不過這一次爭論持續的時間並不算太長，因為爭論的本質還要歸結為利益，新體系的提出，無疑是增加了士大夫階層在朝政中說話的權力，國士院更是給士大夫提供了一個參與決策的平台。
因此，在李彥再三強調內閣、部院和國士院的權力，皆來自於天子和天下百姓以後，質疑聲也漸漸變弱，反而是對國士院的支持，成為言論中的主流。
當然，對於李彥的指責依然存在，有關皇權的爭論還在繼續，至少有了這個緩衝以後，內閣終於通過了新內閣制度、朝議制度、以及國士院制度。
這些制度的第一條，全都是大明皇帝奉天承運，代表天下萬民，授予內閣治理朝政的權力。凡重大決策，皆須由皇帝陛下認可。
有關皇權的內容，不僅寫得比較模糊，而且留下了伏筆，就眼下來說，李彥也知道遠不到挑戰皇權的時候，他奉行的原則就是只做不說，雖然即便如此，也還有很多人攻擊他喪心病狂，但在士大夫階層都能分得利益的情況下，暫時還能維持相對的平衡。
經過這樣一次爭論，市面上的報紙變得十分活躍，他們攻擊閹黨、議論朝政、點評官員，一時之間，似乎進入發展的黃金時代。
在閹黨倒台、准許報刊發行的政策發佈以後，很多之前給禁毀的報社紛紛重開，而經過這次論戰，又有一批新的報刊問世，這些報刊大多是由士大夫組織編撰、刊印，有的是自己出錢，有的是幾個人合夥，還有找人贊助的。
除了華夏社這樣的大報，大多數的報刊發行量都很小，往往只在本城，或者附近的府縣發行，就好像從前印書一般，有個幾百冊，甚至百十冊的，也能編印一期。
經過華夏社和華夏公司的推廣帶動，金屬活字印刷已經比較常見，華夏精作坊有專門鑄造字模的工坊，製造各種字模，並對外銷售，每年的銷售額都非常可觀。
相對於韻書排列來說，字形拆分更容易學習掌握，效率更高，對於活字印刷的推廣，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華夏自古重視文化教育，民間抄書、印書蔚然成風，如今有了活字印刷，更是如虎添翼。
華夏社引領的定期印刷物，包括報紙和期刊，也藉著活字印刷，被廣泛效仿，特別是閹黨倒台之後，朝廷放開政策，政治風潮風起雲湧，很多人投身其中，搖旗吶喊。
很多士紳、商人支持報刊的印刷發行，試圖發出自己的聲音，或者謀取晉身之階，或是支持自己贊同的派系、觀點。
當然，華夏社誕生四五年來，其成功的商業模式，也為一些敏銳的商人把握到，之前就有幾家商業性的報刊，如今也趁勢而起。
雖然說大部分報刊發行量比較少，也有三五個人湊一起就搗鼓出一份報刊，印了三五期，甚至只有一期，就壽終正寢的，卻呈現出一種百花齊放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