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歷史上的北洋海軍5 文 / 獨孤嘯傲

    覆滅原因

    削減經費

    長期以來，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頤和園是挪用海軍經費300萬兩（還有幾種說法，數字略有上下）修建的。這種說法的最初依據來自梁啟超《瓜分危言》、王世和《造陶廬日錄》、池仲佑《海軍大事記》等私家記載。

    頤和園原名清漪園，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焚，光緒十四年二月上諭改名，修園工程公開化，但相當部分在這以前已經完工或加緊施工。李鴻章於光緒十三年六月致函奕劻：「萬壽山各坐落陸續經營，截長補短，實費盡籌。鴻章愧不能效一臂之助」。有斷定「截長短補」即為挪用海軍經費，並認為海署十二年春定將南北洋海防經費按「二兩平」核放，系扣除平余用於園工；又說十二至十四年海防捐輸亦挪於園工。這些推論似還缺乏更有力的證明。

    海軍衙門在光緒十四年的一份奏折中提到，每年所入不及300萬兩，而放款必須330萬兩，是以奏請由戶部每年添撥洋藥加厘稅銀200萬兩，「臣奕譞發意以30餘萬兩補放款之不足，以20萬兩分年繳還賞借三海修工之款，其餘40餘萬兩，一半修建頤和園等處工作，一半留為續辦第二枝海軍經費。無如鄭工不完，戶部無可添撥，現又奏請籌撥銀數10萬兩，即使部議照辦，僅能補放項正款之不足，於賞借之款及工作，海軍一時均無從顧及。……所有頤和園等處接修各工，臣等惟有將現存之457500餘兩閒款，盡數撙節動用」。38十五年六月十一日，奕劻又奏：「通盤計算，海軍經費果能按年全數解清，尚能勉強挹注，從今歲而論，即可每年騰挪銀三十萬兩，撥交工程處應用」。這兩條材料是頤和園公開施工期間挪款的證據。十四年十二月，海署曾奏：「余平、捐輸兩項，擬另款存儲，專備工作之需」。這筆款項究竟多少，當前是筆爛帳。據統計，光緒十三年至二十年海署剋扣南北洋將士員弁薪糧及東三省練兵軍餉的平余銀共約80萬兩，皆被挪至園工。

    從光緒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起，慈禧常駐頤和園，說明規模初具。可是工程仍在繼續，並開始籌備慈禧六十壽誕慶典，海軍衙門經費繼續挪用於園工。是年二月十六日奕劻片稱：「查頤和園自開工以來，每歲暫由海軍內騰挪30萬兩撥給工程處應用，復將各省督撫認籌海軍巨款260萬陸續解津發存生息，所得息銀專歸工用。……惟每年撥工之款原屬無多，各省認籌銀兩亦非一時所能解齊。欽工緊要，需款益急，思維至再，只有騰挪新捐暫作權宜之計。所有工程用款即由新海防捐輸項下暫行挪墊，一俟津存生息集有成效，陸續提解臣衙門分別歸款」。八月二十五日，奕劻、福錕奏：「此次奉報出使經費197萬兩款內，已於本年四月間准總理衙門咨開奏准，暫行借撥頤和園工程銀100萬兩，由津生息項下按年盡數歸還」。

    雖無法找到頤和園挪款的全部細帳，但以上幾條材料是有其內在連續性的。從中計算，海署挪款共400餘萬兩。此外，據考證，海署自光緒十二至十四年共收海防捐157.7萬餘兩，光緒十五年至甲午戰前共收海防新捐200萬兩，也都流入園工。

    應該指出，挪用於頤和園工程的，是海軍衙門經費，而非北洋海防協餉。五至二十年間，北洋海防協餉收入基本穩定，平均約137萬兩，高於前十四年的平均數。奕譞、奕劻主持園工，籌措經費，給人以海署即頤和園工程處的印象。但修園經費卻非海署獨任。梁啟超稱，自馬江敗後，「群臣競奏請練海軍，備款3000萬……頤和園工程大起，舉所籌之款，盡數以充土木之用」。太監王世和言，海軍各堂司僅為貪污中飽而「謀修清漪園，動款300餘萬」。這些說法，與海軍經費籌集的一般規律相差太遠。海署除維持海軍及年撥100萬兩充東北練餉外，要在光緒十四至二十年中另外籌款2000萬兩或3000萬兩（即平均每年另籌300至400萬兩）是不可能的。梁啟超文章自在於鼓動反對慈禧的**統治，言過其實，不能據作信史。海軍發展受阻固然與園工有關，但是還應從清政府整個財政狀況去作進一步的分析。園工而外，十四年光緒帝婚禮耗資達500萬兩，戶部又撥鄭州河工600萬兩，山東河工200萬兩，及新鑄制錢工本……」經費窘迫，可想而知。十四年《北洋海軍章程》制定後，朝野普遍認為北洋艦隊已經成軍，李鴻章也吹噓「就渤海門戶而言，已有深固不搖之勢」。在多種因素作用下，戶部於光緒十七年規定南北洋兩年內停購外洋船炮。撇開全局不論，把海軍擴充停滯完全歸咎於慈禧太后個人縱慾奢侈，是不符台歷史真實的。

    260萬兩「海軍巨款」事件。十四年九月，醇親王奕譞致函李鴻章，透露「萬壽山用款不敷」，囑其與各地督撫「設法集款200萬兩存儲生息，以備分年修理」。李鴻章悟出此乃慈禧的意旨，立即通報粵督張之洞、江督曾國荃、湖督裕祿、鄂撫奎斌、川督劉秉璋、贛撫德馨等人，佈置各地報效。他對張之洞說：「竊以粵中指款名目繁多，若能酌節用項，分次勻提，正與朝旨邸教不動正款主意相合。每年得20萬，五年積成100萬，則尊處已獨任其半。此外南洋各處一二善國，從而附益，便可觀成」。他對曾國荃講得更為露骨：「邸意所注，首望香帥，次則台端。……但當頻年搜刮之後，何處得有閒款？目前需用已亟，無論正雜各款，均可移緩就急，分年提解」。各地督撫心領神會，爭先恐後，結果合計集款竟達260萬兩。為了掩人耳目，這筆款項被稱為「海軍經費」，「存諸北洋生息，按年解京，以補正雜款之不足。本銀專備購艦、設防一切要務」。不久，御史林紹年上奏要求停止報效，竟遭朝旨嚴行申斥，而李鴻章、張之洞及所有參與籌解「海軍巨款」的督、撫、藩、臬、運司卻受到獎敘。這一事件充分暴露清廷的**，吏治的黑暗。確切地說，這260萬兩巨款是不能算在海軍賬上的。

    黨派爭鬥

    清朝後期，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言官和李鴻章為代表的北洋洋務派關係日益惡化。

    作為翁同龢的門生，光緒皇帝深受其思想熏陶，深以清流言官的意見為是。光緒皇帝認為李鴻章膽小怯懦，認為其在對日作戰上過於謹慎。於是1894年7月16日，光緒皇帝下旨，申飭李鴻章，令其將北洋的全部軍隊送上前線，準備作戰。「將佈置進兵一切事宜若顧慮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貽誤戰機，定惟該大臣是問！」

    早在對日宣戰前,時任翰林院編修的帝黨重要成員張謇就向翁同龢建議,將李鴻章調往威海前線，而以湘系大臣接手李鴻章署理直隸總督，「俾分淮系而制約之」。出於對李鴻章和淮軍的疑忌,調湘軍北來以分淮軍之勢,藉以鞏固京畿,而防內變,成為帝黨一致的觀點。抑淮崇湘也就成了帝黨的一貫主張。

    帝黨對淮軍的攻擊首先從質疑其戰鬥力開始。清流言官一直認為淮軍畏縮懼敵並深恨痛之。1894年8月3日,丁立鈞在條陳東事折中說「我軍久頓牙山,不敢深入,以致敵人得手,肆虐藩畿」。8月16日,御史王鵬運在奏陳軍務片中提到,「將牟未經戰陣,遇敵膽怯,林泰曾、方伯謙其明驗也」。

    同時調湘軍等非淮系軍隊北來的計劃在中日開戰後就在逐步實施中。1894年8月6日,陳湜奉令「募舊部勇丁數營,一俟成軍,即行北上」。8月15日,翁同龢至友湖南巡撫吳大澄自請帶湘勇北上助戰。8月21日,在籍布政使魏光燾奉令募劉錦棠舊部數營,即行北上。此外,清流中久負時望的疆吏李秉衡也由安徽巡撫調任山東巡撫,以參預北洋防務。此外清流派還多次請求調撥滇軍、粵軍等地方軍隊北來,以改變清廷倚重淮軍之勢。但問題在於，這些或臨時招募或缺乏訓練的部隊，其戰鬥力與已經進入朝鮮的淮軍，還有相當距離。

    帝黨打擊淮系的主要手段還包括點對點打擊淮系文武大員。舉凡淮軍將領和北洋人物,除聶士成等個別人外,幾乎人人皆遭彈劾。淮軍陸軍將領有葉志超、衛汝貴、趙懷業、黃仕林、衛汝成、龔照嶼、孫顯寅、劉盛休等；海軍將領及有關人員有丁汝昌、方伯謙、劉步蟾、林泰曾、羅豐祿等；李鴻章的幕僚及主辦北洋後方勤務人員如盛宣懷、胡燏棻、馬建中等；李鴻章的親屬子侄如李經方、李經邁、張士珩等。御史李念茲甚至有「淮將除聶士成外,無一善良」之語。這些舉動是帝黨打擊李鴻章的一種策略。

    **原因

    北洋海軍部分繼承了晚清軍隊落後的制度和習氣，水師後勤管理**，福建人把持著整個艦隊日常職能，甚至在戰鬥中，管帶還在岸上**。

    北洋水師創建初期，後備人才不足，所以李鴻章借材於閩，大部分的高級海軍將領均來自船政學堂，福建人為主。但是李鴻章不希望長期如此，1879年，李鴻章正式上奏，將丁汝昌留用北洋海防，充當兵船督操，後擔任提督。李鴻章又奏請開辦天津學堂，想逐漸讓新生人才代替來自船政的高級將領，到1894年甲午海戰的時候，天津學堂的畢業生已經開始擔任二副、水手長等職位。

    但是在這段期間內，北洋水師產生了內部矛盾。官職僅次於丁汝昌，留學英國，船政學堂畢業的劉步蟾，為人性格跋扈，對屈居於丁汝昌之下感到不滿。劉步蟾利用鄉情，聯合閩籍軍官，與丁汝昌明爭暗鬥，在水師中形成了閩黨，還曾經逼走了水師教習英國人琅威裡。而丁汝昌也一直試圖改變現狀，例如廣東水師的「廣甲」留在了北洋水師，丁汝昌將淮軍將領吳敬榮任命為管帶，就是想擺脫閩黨的控制。

    北洋水師和北洋陸軍的關係，也不是非常融洽。駐守在威海衛和各個炮台的守軍，基本來自山東鞏軍和綏軍，雖然在戰鬥中，他們表現出了遠高於東北八旗軍和練軍的士氣，但是沒有配合好海軍，最終被日軍像把釘子一樣，要塞和炮台被挨個拔掉。

    甲午戰爭時，綏軍和鞏軍由淮軍將領戴宗騫統領，戴宗騫首先是不顧丁汝昌的反對，執意組成機動隊，對數萬登陸日軍進行突擊，結果卻像飛蛾撲火，無濟於事。其次是關於炮台的位置和守軍人數的安排，戴宗騫和丁汝昌也意見不同，劉含芳對此評價二人關係：「彼此均有意見，遇事多不面商」。最後則是關於龍廟嘴炮台，日軍連續猛攻，炮台岌岌可危，丁汝昌要求炸毀炮台，以避免日軍佔領炮台，攻擊港灣的北洋水師，但是戴宗騫執意反對。結果在日軍的猛攻下，守衛炮台的山東鞏軍全部戰死，日軍佔領了炮台，隨即用大炮猛轟北洋水師的軍艦。

    隨著陸軍最後的堡壘：南幫炮台和北幫炮台均被日軍佔領，守衛炮台的綏軍全部戰死。戴宗騫已成了無兵之將領，戴宗騫哀歎：「守台，吾職也。兵敗地失，走將焉往？吾唯有一死以報效朝廷而！」這次丁汝昌沒有和他爭執，安排幾個水兵將其架走，一同撤入劉公島。當晚，戴宗騫自盡。至此，協同北洋水師作戰的陸軍，全軍覆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