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小說網 魯迅臨死前的悲憤和憂慮「抄家」文化 文 / 黃東風
鳥之將死，其聲也哀，人之將亡，其言也善。魯迅並不是這樣的人，他臨死時寫的遺囑，表示對他的論敵，一個也不寬恕；他又告誡後人處世之道：撞上別人的門牙，主張寬恕的人，千萬不與他接近。魯迅的這種態度，與他主張的直面人生是一脈相承的。魯迅是一個不苟且生活的人，他知道，對惡的放縱，就是對善的虐待。
魯迅最後的日子，心情是異常淒苦和沉重的。國民黨反動政府通緝他暗殺他；左聯有人要推開他，因為他的威望太高，遮住了他們的光輝。他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自己的老母和孩子將悲涼的面對將來。陳丹青說，魯迅的晚年，是一心要把自己弄死的樣子。那只是陳丹青他自己的心情。魯迅是希望他在這個世界上多活著的。他對人說：我近來又摸著了中國人的一些「脾氣」，只要我的病好起來，是能做一點事情的。
可他此去的已是泉路。
在魯迅病重的時候，徐懋庸雄赳赳的打上門來了。
徐懋庸給魯訊的信，是由於「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兩個口號之爭引起的。
抗日戰爭開始，左聯的領導人周揚等根據形勢的需要，提出了「國防文學」作為抗日戰爭時期革命文學的總口號。魯迅覺得「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比較含糊，並且不能包括有關戰爭以外的其它題材的作品，遂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口號，讓胡風作文發表出去。
胡風的行為引起了周揚徐懋庸等人的極為不滿，又加上魯迅胡風諸位沒有加入周揚徐懋庸領導的「文藝家協會」，他們的行為便被看成是分裂文壇。
徐懋庸給魯迅的信，用魯迅的話來說，「全是教訓我和攻擊別人的話」。徐懋庸的信，有大篇幅的文字，確實是對魯迅先生的指責和對他周圍朋友的中傷和詆毀。
徐懋庸說，魯迅近來的行為，無意間助長了惡劣的傾向。證據是什麼呢？是他們不加入文藝家協會，另提口號，分裂文壇，破壞抗日統一戰線。
魯迅也是人，受到指責也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徐懋庸對他周圍幾個朋友的攻擊是帶有人格的詆毀褻瀆，而且語氣是非常的專橫霸道和狂妄自大。——
黃源是一個根本沒有思想，只靠捧名流為生的東西。從前他奔走於傅、鄭門下之時，一副諂佞之相，無異於對先生的效忠致敬。
巴金曾經信仰過無政府主義，在當時，這是一個對黑暗現實不滿的青年的理想追求，雖然是不切實際的空想，但當時像巴金一樣相信無政府主義的青年不計其數。徐懋庸先生抓住了巴金的「前科」，把它作為巴金破壞聯合戰線的思想根源，揭示巴金的「反動本質」。這就有了上綱上線給別人「扣帽子」的味道，自然是，像巴金這樣的人，在徐懋庸的眼裡，是應該掃出聯合戰線的。
至於胡風，由於作文提出什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他被周揚等人暗中調查過，證明他是「內奸」，周揚等人通知魯迅，意思是要魯迅「清理門戶」。
最後，徐懋庸對魯迅的幾個朋友做了總結性的通緝：對於他們的行為，打擊本極容易，但徒以有先生作著他們盾牌，人誰不愛先生，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爭方面都感到極大的困難。
魯迅的心情是異常悲憤和痛楚的，他在給一位友人的信中說：徐懋庸這小子，明知我病得很重，不能寫，也不能看，卻興沖沖的打進門來，大有「抄家」的架式。
魯迅微閉著眼睛，鼻孔深一口淺一口的喘息著。「他們是要我早死，好讓他們稱王稱霸文壇。他們要叱吒風雲，指點江山，一呼萬應！他們以為我攔著他們的道路啊！」
他身邊的幾個可愛的朋友，都是正直熱情有為的青年，在徐懋庸等人的眼裡，卻成了「叛徒」，破壞統一戰線的「反動分子」，品格低下的「叭兒狗」，而自己就是他們的後盾。徐懋庸他們要我清理門戶。他們知道我生病，年老體弱，不能長期與他們鬥爭，公開向我鳴鞭，鞭子毫不留情地打在我的頭上。他們指教我，說我的思想已落後於時代，是一個老朽的東西了。如果我死了，他們也假裝同別人一樣地痛苦悲鳴，心裡卻興奮地蹦跳著。
我把自己的血獻給他們，如今我身疲力盡了，他們要把我掃地出門。有一股氣流從胸口衝到腦門，魯迅痛苦地呻吟一聲；聲音很大，連他自己都嚇著了。他趕緊閉上了嘴巴，怕自己的親人聽到，他乾瘦的臉上只有兩隻浮腫的眼睛大大地張著。
不行的，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就不讓他們胡來！他掙扎著起來，叫來了馮雪峰；他一字一句的陳述，馮雪峰一字一句地記錄著。——
……不能提出真憑實據，而任意誣我的朋友為「內奸」，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辯正的。這不僅是我交友的道義，也是我看人看事的結果。
……首先應該掃蕩的，倒是拉大旗作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呼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
魯迅這個人，是有偏激的特點，也有他自己的自負和狂傲。但他的一生，是基本保持著一個知識分子的良心和道義的，這是魯迅的高貴，也是他的偉大之處。魯迅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他還是利用自己在文壇上的威望澄清了兩個口號之爭的事實，保護了他身邊年輕的朋友。他熱情地盛讚了巴金。在中國的現代作家當中，巴金是他高度讚譽的第一個人。——
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魯迅有一雙深邃的眼睛，他對苦難的預見有非凡的洞察力。他深深地意識到，將來文人的運命比他生活的時代好不了多少，——
他們要麼是歸附權貴，迫害別人自己風光；要麼默默無聲，放下手中的筆明哲保身；要麼是堅持真理，抗拒強權，受害坐牢受災受虐受侮。
他感到，他身後的文學，在吶喊和凱歌聲中，將是一片空白。誰來繁榮進步文化，靠周揚徐懋庸他們來領導麼？他苦笑了一下。看他們稍稍出頭，就擺出唯我獨尊的氣派，對於不同的聲音，採取的是打擊誣陷清除異己的態度，他們要當的是「奴隸總管」。將來的文學，在他輩的手中，只會變成「屠宰場」。
自己要走了，最放心不下的是孩子。孩子不懂得自己病危，在家裡蹦來跳去。孩子將來怎樣生活，他無法知道。身後的事兒是一片茫然的，他只知道，他無法盡到了一個父親的責任了。唉，自己奮鬥了一生，也可謂英名一世，世界還是到處充滿著血腥。孩子長大後怎樣生活呢？總得平安活著吧，是不能像柔石一樣讓十顆子彈穿過腦袋的；也不能像周揚徐懋榮他們，當空頭文學家。
他又掙扎起來，一字一句的寫著自己的遺囑：.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他一字一句，寫的是深沉的父愛。希望兒子平安的活著，樸素的活著；不害人，也不為別人所害。
兩顆蒼涼的淚水在他的眼眶打轉，但沒有落下來。
魯迅預感中的事，全國解放後不久就到來了。
五十年代，胡風因為上萬言書，招來了滅頂之災，被囚禁了二十年。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識分子受到了普遍的侮辱和損害。巴金的妻子得了癌症當局不准治療，去世了，可謂家破人亡；他自己像牛一樣接受別人的鞭笞和宰割。存者受辱，死者長已，他忘記不了這苦難和恥辱，寫了五十萬字的《隨想錄》。在文化大革命中，無數的知識分子被「抄家」了，他們沒有了棲身之所。知識分子在一夜之中變成了社會的罪人，這回雄赳赳打上門來的不是徐懋庸一個人，而是成千上萬的「革命小將」，他們比徐懋庸更年輕，更無畏，更有理想，為民請命，掃蕩「舊文化」，建設「新文化」，企圖開創一個新世紀的「文明」。
魯迅所厭惡的用意識形態整人害人殺人的行為在「文化大革命」蔓延全國，最後變成了封建主義病灶的大潰瘍。
五十年代，徐懋庸整人，後被劃為「右派」，被人整，非常悲慘。周揚緊跟形勢，迫害過許多人，文革被害，坐牢九年。文革後，周揚內心真誠悔悟，見人就賠禮道歉，有時淚流滿臉。周揚晚年，在文藝界倡導自由風氣，為年輕人保駕護航。
周揚徐懋庸他們，均是有才華的人。可他們的一生都是為意識形態奔走，折騰別人，又禍害自己。作為文人，他們的一生並沒有留下幾篇膾炙人口的文章，遂成為魯迅所預言的空頭文學家，可悲可歎。
在人類的天性中，有一種惡劣的傾向，那就是喜歡打家劫舍。一部《水滸》，說的是一百零八好漢打家劫舍的故事。故事講得繪聲繪色，人們聽得津津有味。
武人用「力」打家劫舍，文人用「意識形態」打家劫舍；武人打家劫舍為財，文人打家劫舍為名。
幾千年來，這陰鬱的風不斷地吹著。
一直到今天，文革的餘風還時有迴響。
前一段時間看《鳳凰衛視》「一虎一席談」，討論的是《三國演義》的思想價值問題。有一位貴賓范先生，指名道姓的大罵范跑跑不忠不孝，竟贏得一陣陣熱烈的掌聲。這掌聲在我聽來是特別的刺耳。人誰沒有過失和做事不周全的地方，在公共場合批判別人，詆毀別人的人格是一種極不道德的行為，是應當制止的。范跑跑因為在大地震時不盡職和以後言論的失當，已經被掃出了教育戰線，失去了他心愛的「文化家園」，道德的君子還要對他窮追猛打，似乎非要拿他遊街示眾才盡興。「文革」的作法是，打倒了還要踩上一腳，讓你永生永世不得翻身。
哪些有智慧有良知的人不會忘記歷史的慘痛教訓，明白「道德審判者」靈魂的卑微和面目的醜陋。世上的事情不是有法律來管麼，法律是什麼？文明的社會就是用法律來保護云云眾生不受道德無謂的傷害。況且，中華民族傳統的道德美德是「忠恕」。忠者，待人要忠厚忠實忠誠；恕者，對人要寬厚寬容寬宏。道德審判者的行為與之背道而馳。道德審判者以刻薄為能事，詛咒別人，激化矛盾，破壞和諧，最終損害進步文化。
用意識形態掃蕩別人，動輒就「抄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魯迅地下有知，他生前的悲憤和憂慮也該釋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