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小說網 何存中： 太陽最紅 文 / 茅盾文學獎

    《太陽最紅》（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是一部世界文學，或者說它是一部可以走向世界的中國戰爭小說。之所以這麼說，就是因為這部作品達到或者實現了「文學即人學」的藝術境界。如同任何世界文學名著一樣，我們閱讀或者欣賞它的理由就是文學本身帶給我們的心靈感動和血脈震撼，以及對人生價值和生命意義的積極思考。作為一部革命歷史題材的長篇小說，《太陽最紅》之所以令我們感動和震撼，關鍵就是他在創作中回到了人的立場、回到了正義的立場，追求的是真、善和美，散發著人性的光輝。

    《太陽最紅》是第一部以大別山地區黃麻起義為素材創作的長篇小說，再現了紅四方軍早期十年組建過程中，艱苦卓絕血雨腥風的革命奮鬥史。那是一場革命的土地上爆發的土地的革命。黃岡是一片紅色的土地，也是苦難的土地憤怒的土地。這片熱土，哺育了共和國200多位將軍。作家何存中深入老區掛職一年深入採訪，用四年時間創作了這部他試圖作為自己「枕頭之作」的長篇，是以外甥王幼勇七兄妹和母親傅大腳與親舅舅傅立松一家的階級和革命鬥爭為主線，再現了愛恨情仇、可歌可泣、錯綜複雜、波瀾壯闊的戰爭往事。小說中的傅興垸是一個典型的地主階級堡壘，是舊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一個縮影。於是，作為傅氏族長和麻城縣參議、夫子河鄉紳聯合會會長的傅立松與外甥王幼勇兄妹為代表的革命者，在革命的暴風驟雨中以傅興垸為中心開始了驚心動魄的生死較量。歷史像一個沙漏。如果用歷史和文學的眼光來考察，更貼切地說，《太陽最紅》是一部思考中國革命過程中政治與經濟、倫理與道德、破壞與重建的長篇戰爭小說。

    政治與經濟是一個大問題。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說，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關係如同車之兩輪。中國革命在**尋找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之前，一直在依賴中幼稚地生存與發展，處於革命的低級階段。經過與錯誤路線的鬥爭和經驗的積累，中國革命終於走出低谷，向高級階段邁進。而這個過程，自然充滿著殘酷的流血和犧牲，寫下了人間的大悲劇。《太陽最紅》給中國戰爭小說貢獻的第一個禮物就是，它第一次挖掘並完整精彩地呈現了革命根據地的經濟建設，是第一部把經濟問題作為戰爭主要問題來考察和進行藝術思考的作品。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革命隊伍同樣民以食為天。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軍隊的後勤保障如何展開，這是關係革命鬥爭成敗的關鍵。小說中，王幼勇領導的農民起義隊伍攻打紅安縣城後，三萬衣衫襤褸的苦難兄弟因為沒有糧食準備，餓著肚子喝乾舉水河河水的場面撼人心魄。在那血雨腥風貧窮落後的年代，衣食住行尤其是吃飯的問題或許比革命本身更加迫切。因為革命隊伍的主體是衣不蔽體、食不裹腹沒有土地的窮人，他們之所以參加革命就是要解決有飯吃、有衣穿的溫飽問題，這是土地的命運也是中國農民起義的命運。作品主角王幼勇作為一個時代的新青年和知識分子，在革命的洗禮中成功完成了黨賦予他著手革命根據地經濟建設的重任，建設銀行、發行貨幣。而為了經濟建設，作為蘇區蘇維埃銀行行長的王幼勇與舅舅傅立松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派鬥智鬥勇地較量，比槍林彈雨中戰場上的生死較量更加驚心動魄。作家何存中在這方面的情節設置和細節描寫，凸現了歷史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因此《太陽最紅》在革命根據地政權經濟建設方面的新開拓，無疑是中國戰爭文學的重大突破和重要收穫。

    倫理與道德是人類的永恆話題，也是文學始終繞不開的情結。《太陽最紅》典型地把革命與反革命的矛盾集中在一個家族的內部矛盾中。具體的說就是姐姐和弟弟（傅大腳和傅立松）、外甥和舅舅（王幼勇兄妹和傅立松）之間的矛盾。而這個矛盾是扎根在血濃於水的血緣親情和養育之恩之間，可謂有血有肉，大愛大恨，有情有義、大喜大悲。而這個家族的矛盾，如果我們把它還原到歷史的現場，就不僅僅是一個家族的矛盾，而是在革命的洪流之中突出的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有人會問，王幼勇兄弟姐妹憑借舅舅傅立松的關愛而得以讀書、得以享受本來屬於有產階級的生活，他們為什麼革命？他們為什麼要革有養育之恩的舅舅的命？他們革命的理由或者合理性在什麼地方？革命者難道不講親情不講倫理嗎？這實在是一個尖銳的問題。其實，作品中當王幼勇在接受蘇維埃銀行行長任命的時候，曾就這個問題和軍事委員會主席有過精彩的對話。而傅立松作為董必武的同學，當年也曾是國民革命的新青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他才走上反動的道路。革命的洪流不可抗拒。王幼勇作為董必武的學生，他在革命遭受重創的時刻，接受使命回鄉發動群眾組織暴動，直至與傅立松展開了拉鋸式的思想、情感和你死我活的鬥爭，最終義無反顧的被舅舅親自活埋慘烈犧牲。這令人想起革命先烈夏明翰英勇就義的「砍頭詩」：「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回顧歷史，其實中國革命的成功絕非靠《亮劍》中的李雲龍、《歷史的天空》中的梁大牙這樣的英雄，而更多的是靠一大批有文化、有才氣的革命者在血與火中鍛鑄了成敗，並成功領導組織了人民。而為了更好地回答這個問題，何存中先生在作品中對此進行了正面強化，以更清楚地說明革命的合理性或者合法性。於是在作品的第六十三節傅立松活埋王幼勇之時的對話中加入了這樣的一段——「王幼勇說，你不用在我面前懺悔。你對不起的只是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傅立松說，我上對得起天，下對得起地。現在只有你讓我對不起自己的良心。王幼勇說，你偽善，假革命。中山先生說，建立民國，平均地權。你對不起的是天下百姓。」毫無疑問，「平均地權」是農民起義的根本和土地革命的核心！傅立松因為沒有把自己的土地分給窮人，就當然的成為革命的對象和敵人。何存中在創作談中說:「在採訪過程中，我瞭解更多的是兩類人物：一是當年回鄉點火的革命者，他們都是那時的熱血青年，他們都在早期的革命中犧牲了，他們都是富家子弟；二是當年的鄉紳，他們都是鄉村中維護者，與革命者有著千絲萬縷親情關係。前者與後者在革命中構成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矛盾，留下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誰是誰非，隨著時代的進步，都需要人，都需要時間，從大歷史和大文化的角度去探索去思考。」他的創作理念和判斷是中肯的，也是唯物和辯證的，是一種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創作態度。由此，倫理和道德在信仰和理想的光芒照耀下，如同陰和陽，不可分割地纏繞在一起，穿越時空撞擊著人性的大地，從而為小說的尾聲「春回萬物生」埋下了革命勝利後家族和解的種子。因為偉大的文學不是狹隘地為政治意識形態服務的，也不僅僅是為本民族和本階級服務的，卻永遠是為人民服務的，為人類的和平、進步和發展服務的。

    不破不立。改變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沒有流血犧牲是難以想像的。革命的艱巨複雜和戰爭的悲壯慘烈，不是英雄的傳奇。《太陽最紅》既改變了《林海雪原》《紅日》《鐵道游擊隊》《敵後武工隊》等紅色經典長篇戰爭小說的敘事模式，也改變了《亮劍》《歷史的天空》等新世紀戰爭文學的宏大敘事和英雄傳奇的打造，而是把眼光投入民間，忠於歷史、忠於生活、忠於信仰和理想，挖掘革命歷史沙漏中的金子——為革命犧牲的人民和人民的犧牲。何存中說：「我在採訪過程中發現，革命並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紅色政權建立之後，內部經濟、組織紀律以及倫理道德的重建。打破容易，重建難。紅色政權一系列的重建，關係到紅色政權的執政能力和歷史過程中的生命力。這也需要我從大歷史、大文化和中華傳統倫理的角度來思索。所以五年來多少個夜晚我夜不能入睡，用我的心智思索；多少個黎明我仰望蒼穹，尋找歷史長河中的人性之真。我沒有選擇正面戰場，而是將這些作為背景，寫這些重建過程中的種種艱難。這些都在歷史的天空中閃耀，活生生的，我哭我歌。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不容我貶低鄉紳；作為一種歷史精神，更不容我貶低烈士。我用熱血歌唱，我用良知哭泣。為了流逝的歲月，也為了將來的日子。」因此，《太陽最紅》創作的貢獻，還在於它沒有模式化的表現中國革命的艱巨性，沒有複製歷史，更沒有複製文學，而是百分百地原創。在我看來，原創就是不可複製。創作中，何存中沒有簡單化地迴避犧牲和痛苦的悲劇，沒有戲劇化地歌頌戰爭的勝利和成功，而是用積極的向前看的眼光，尊重那一個時代那一片土地和那一段歷史以及歷史洪流中的人和事，讓眾多鮮活的人物交織在一起，在血與火、生與死、道與義等多重生命價值中構成厚重蒼茫的人生主題，讓人站在新的歷史高度上，對生命的意義進行積極的思考，舉重若輕地寫出了革命歷史中最有價值的那部分。因此有評論家認為「《太陽最紅》是一部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可以閱讀的戰爭小說」。

    《太陽最紅》原名《背太陽》，「背」即背負之意。編輯中，建議改為現名。有評論家指出書名與「太陽最紅，**最親」這首紅色歌曲有歧義，因為小說本身與**本人毫無關係。在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太陽最紅》以太陽為象徵，統領全篇，表現了革命的浪漫主義，「太陽最紅」是對革命者追求光明和新生的哲學意義的思考，而不是一個時代符號的簡單嫁接，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說「太陽最紅，理想最真」。如果生硬地把《太陽最紅》這個書名與某個特殊年代流行的同名歌曲簡單類比，那文學評論就失去了深刻和寬容，落入了局限和主觀。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太陽最紅》這部戰爭小說，深深地根植於深厚的傳統文化，以鄂東民間風俗畫的形式展開，具有很強的美學意蘊和文學品質。作品在人物塑造上也獨具匠心，王幼勇、傅大腳、傻大爺等角色逼真形象，尤其是傅立松這個反面角色的刻畫更是豐滿生動，入木三分。作家何存中以其對儒家、道家、釋家的砥礪研究，在作品的人物對話設計和細節描摹中，尤其是傅立松和王幼勇這兩個角色之間的思想交鋒和人性較量中，以土地般深情地敘說，表現出了深厚的儒家智慧和道家機巧，從而使得作品浸透著難得的傳統文化的真功夫，讀來令人悲痛又興奮、感動又享受。在這個浮躁的社會和文學、文化業已成為消費時尚的時代，《太陽最紅》的藝術水準和閱讀衝擊力，讓我們找到了純文學的魅力和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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