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十三章 ｜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一） 文 / 卡爾·馬克思

    1、資本構成不變，對勞動力的需求隨積累的增長而增長

    我們在這一章要研究資本的增長對工人階級的命運產生的影響。在這種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資本的構成和它在積累過程進行中所起的變化。

    資本的構成要從雙重的意義上來理解。從價值方面來看，資本的構成是由資本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比率，或者說，分為生產資料的價值和勞動力的價值即工資總額的比率來決定的。從在生產過程中發揮作用的物質方面來看，每一個資本都分為生產資料和活的勞動力；這種構成是由所使用的生產資料量和為使用這些生產資料而必需的勞動量之間的比率來決定的。我把前一種構成叫做資本的價值構成，把後一種構成叫做資本的技術構成。二者之間有密切的相互關係。為了表達這種關係，我把由資本技術構成決定並且反映技術構成變化的資本價值構成，叫做資本的有機構成。凡是簡單地說資本構成的地方，始終應當理解為資本的有機構成。

    投入一定生產部門的許許多多單個資本，彼此間具有多少不672同的構成。把這些資本的一個個構成加以平均，就得出這個生產部門的總資本的構成。最後，把一切生產部門的平均構成加以總平均，就得出一個國家的社會資本的構成，我們以下要談的歸根到底只是這種構成。

    資本的增長包含它的可變部分，即轉化為勞動力的部分的增長。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剩餘價值總要有一部分再轉化為可變資本，或追加的勞動基金。假定資本的構成不變，也就是說，為了推動一定量的生產資料或不變資本始終需要同量勞動力，同時其他情況也不變，那末，對勞動的需求和工人的生存基金，顯然按照資本增長的比例而增長，而且資本增長得越快，它們也增長得越快。因為資本每年都生產出剩餘價值，其中的一部分每年都併入原資本，因為這種增殖額本身隨著已經執行職能的資本的規模的擴大每年都在增長，最後，因為在特殊的致富欲的刺激下，例如，在由於新發展起來的社會需求而開闢了新的市場、新的投資領域等等的情況下，只要改變剩餘價值或剩餘產品分為資本和收入的比例，積累的規模就能突然擴大，所以，資本的積累需要，能夠超過勞動力或工人人數的增加，對工人的需求，能夠超過工人的供給，這樣一來，工資就會提高。只要上述假定一直不變，這種情況最終一定會發生。因為僱用的工人一年比一年多，所以遲早必定會出現這樣的時候：積累的需要開始超過通常的勞動供給，於是工資提高。在整個十五世紀和十八世紀上半葉，在英國就可以聽到這方面的怨言。但是這些多少有利於僱傭工人的維持和繁殖的情況，絲毫不會改變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性質。簡單再生產不斷地再生產出資本關係本身：一方面是資本家，另一方面是僱傭工人；同樣，規模擴大的再生產或積累再生產出規模擴大的資本關係：一極是673更多的或更大的資本家，另一極是更多的僱傭工人。勞動力必須不斷地作為價值增殖的手段併入資本，不能脫離資本，它對資本的從屬關係只是由於它時而賣給這個資本家，時而賣給那個資本家才被掩蓋起來，並被賦予「自由」的光環。所以，勞動力的再生產實際上是資本本身再生產的一個因素。因此，資本的積累就是無產階級的增加。

    古典經濟學十分懂得這個原理，以致象前面已經說過的，亞·斯密、李嘉圖等人甚至錯誤地把積累同剩餘產品中整個資本化的部分由生產工人消費或轉化成追加的僱傭工人混為一談。還在1696年，約翰·貝勒斯就說過：

    「假設某人有10萬英畝土地，有10萬鎊貨幣和10萬頭牲畜，而沒有一個工人，那末這個富人自己還不就是工人？既然工人使人變富，所以工人越多，富人也就越多……窮人的勞動就是富人的財源。」

    同樣，貝爾納德·德孟德維爾在十八世紀初也曾說過：

    「在財產有充分保障的地方，沒有貨幣還比較容易生活，沒有窮人就不行，不然誰去勞動呢？……應當使工人免於挨餓，但不應當使他們擁有任674何可供儲蓄的東西。如果某處有一個屬於最低階級的人，想靠異常的勤勞和忍饑挨餓來擺脫自己生長起來的那種環境，那誰也不應當妨礙他，因為對社會上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來說，節儉無可否認是最聰明的辦法；但是對一切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絕大部分窮人永遠不要無事可做，但要經常花光他們所收入的一切……所以，發達國家鼓勵工人分期付款，借貸消費。靠每天勞動為生的人，只有貧困才能激勵他們去工作，緩和這種貧困是明智的，想加以治療則未免愚蠢。能使工人勤勉的唯一手段是適度的工資。工資過低會使工人依各自的氣質或者變得垂頭喪氣，或者變得悲觀絕望，工資過高則會使他們變得傲慢不遜，好逸惡勞。這大概就是現代庸俗經濟學中向後彎曲的勞動供給曲線的由來。……從以上的說明就可以知道，在不允許奴隸存在的自由民族中，最可靠的財富就是眾多的勤勞貧民。沒有他們，就不能有任何享樂，任何一個國家的產品都不可能被用來謀利，此外，他們還是補充海陸軍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要使社會（當然是非勞動者的社會（幸福，使人民滿足於可憐的處境，就必須使大多數人既無知又貧困。這可以稱得上是中國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西方註解。打倒孔子，在所必然。知識會使我們產生更大和更多的願望，而人的願望越少，他的需要也就越容易滿足。」（貝·德·孟德維爾（《蜜蜂的寓言》1728年倫敦第5版附註第212、213、328頁）——「有節制的生活和不斷的勞動，對於窮人來說，是通向物質幸福的道路，而對於國家來說，是通向富裕的道路。」（《論手工業和商業》1770年倫敦版第54頁））

    孟德維爾這個誠實的和頭腦清晰的人還沒有瞭解：積累過程的機構本身，會在增大資本的同時，增加「勤勞貧民」即僱傭工人的數量，這些僱傭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力轉化為日益增長的資本的日益增大的增殖力，並且由此把他們對自己所生產的、但已人格化為資本家的產品的從屬關係永久化。弗·摩·伊登爵士在他所著《貧民的狀況，或英國勞動者階級的歷史》一書中曾談到這種從屬關係，他說：

    「在我們這個地帶，為了滿足需求，就需要有勞動，因此，社會上至少有一675部分人必須不倦地勞動……但是一些不勞動的人卻支配著勤勞的產品。這些所有主所以能夠如此，僅僅歸因於文明和秩序；他們純粹是市民制度的創造物（伊登應當問一下：「市民制度」又是誰的創造物？他從法律幻想的觀點出發，不是把法律看作物質生產關係的產物，而是相反，把生產關係看作法律的產物。蘭蓋只用「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權」這樣一句話，就把孟德斯鳩幻想的「法的精神」推翻了。）。因為這種制度承認，除了勞動之外，還可以用別種方法佔有勞動的果實。擁有獨立財產的人所以能夠擁有財產，幾乎完全是靠別人的勞動，而不是靠他們自己的能力，他們的能力絕不比別人強；現代庸俗經濟學卻堅持認為他們的能力比別人強。富人不同於窮人的地方，不在於佔有土地和貨幣，而在於擁有對勞動的支配權……對窮人適宜的，不是使他們處於卑賤的或奴隸般的地位，而是使他們處於安適和寬鬆的從屬關係，對擁有財產的人來說，他們則應當對於為他們勞動的人擁有充分的影響和權威……每一個懂得人類天性的人都知道，這樣一種從屬關係是工人自身安樂所必需的」。這也是現代庸俗經濟學認為工人應當被資本家剝削的出發點。

    順便提一下，在亞當·斯密的學生中，只有弗·摩·伊登爵士在十八世紀有過某些重要的成就。（假如讀者想提醒我們不要忘了1798年發表《人口原理》的馬爾薩斯，那我也要提醒你們：他這本書最初的版本不過是對笛福、詹姆斯·斯圖亞特爵士、唐森、富蘭克林、華萊士等人的小學生般膚淺的和牧師般拿腔做調的剽竊，其中沒有一個他獨自思考出來的命題。這本小冊子所以轟動一時，完全是由黨派利益引起的。法國革命在不列顛王國找到了熱情的維護者；「人口原理」是在十八世紀逐漸編造出來的，接著在一次巨大的社會危機中被大吹大擂地宣揚為對付孔多塞等人學說的萬無一失的解毒劑，英國的寡頭政府認為它可以最有效地撲滅一切追求人類進步的熱望，因而報以熱情的喝采。馬爾薩斯對自己的成功大為驚奇，於是著手把一些表面地拼湊起來的材料塞進原來的模型中去，又添加了點新東西，不過這些東西不是馬爾薩斯發現的，而只是被他據為已有的。——順便提一下，馬爾薩斯雖然是英國國教高教會派的牧師，但他曾立過修道士終身不婚的誓言。這正是取得新教派的劍橋大學的特待校友資格的條件之一。「本會會員不得結婚。一旦娶妻，即不再為會員。」（《劍橋大學委員會報告》第172頁）這種情況使馬爾薩斯區別於其他新教牧師而處於有利的地位，因為其他新教牧師676拋棄了天主教關於教士終身不婚的聖誡，並且力言「滋生繁殖」是他們特殊的聖經使命，以致到處為人口的增殖作出極不體面的貢獻，而同時卻又向工人宣講「人口原理」。能說明問題的是：經濟學上拙劣地仿造出來的原罪，亞當的蘋果，「迫不及待的情慾」，唐森牧師風趣地稱之為「要把邱比特的箭弄鈍的各種障礙」——這個微妙的問題過去和現在都是由新教神學或不如說新教教會的老爺們所壟斷。除了威尼斯的僧侶奧特斯這位有創見有才智的著作家外，大多數人口論者都是新教牧師。例如：布呂克納，他1767年在來頓出版的《動物界論》一書詳盡無遺地論述了現代人口理論，而該書的思想是由魁奈同自己的學生老米拉波對這一題目的一次短暫爭論所提供的，後來就是華萊士牧師、唐森牧師、馬爾薩斯牧師及其學生托·查默斯大牧師，至於這一派的一些次要的牧師文人，那就根本不用談了。最初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是象霍布斯、洛克、休謨一類的哲學家，以及象托馬斯·莫爾、坦普爾、薩利、德·維特、諾思、羅、范德林特、康替龍、富蘭克林一類的實業家和政治家，而特別在理論方面進行過研究並獲得巨大成就的，是象配第、巴爾本、孟德維爾、魁奈一類的醫生。甚至在十八世紀中葉，一位當時著名的經濟學家，牧師塔克爾先生，還曾為他自己研究錢財而進行過辯解。後來，正是隨著「人口原理」的出現，新教牧師的喪鐘敲響了。把人口看作財富的基礎，並且和亞當·斯密一樣是牧師們不可調和的敵人的配第，似乎預料到了這些拙劣的干涉，因此說道：「教士最守苦行時，宗教最繁榮，正如在律師餓死的地方，法律最昌明一樣」。配第勸告新教的牧師們：如果你們不願再追隨使徒保羅，不願終身不婚來「禁慾」，「至少不要生出多於現有牧師俸祿所能吸收的牧師，也就是說，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只有12000份牧師俸祿的時候，要是生出24000個牧師，那是不明智的，因為12000個無以為生的人總要設法自謀生計。為此他們走向民間，向人們遊說：那12000個受俸牧師在毒害人們的靈魂，使這些靈魂餓死，把他們引入歧途，使他們無法升入天國。除了這樣做而外，難道還能有什麼別的更容易謀生的方法嗎？」現代庸俗經濟學家們應當好好對待這個給牧師們的勸告。因為這對他們也是合適的。（配第《賦稅論》1667年倫敦版第57頁）亞當·斯密對當時新教牧師的態度可以從下面這件事看出來。在《給法學博士亞·斯密的一封信，論他的朋友大衛·休謨的生平和哲學》（一位稱作基督徒的人著，1784年牛津第4版）這一著作中，諾裡奇的高教會派主教霍恩博士責難亞·斯密，因為斯密在一封致斯特蘭先生的公開信中要使自己的「朋友大衛不朽」，因為斯密向公眾講述，「休謨在他臨終的床上以讀琉善的作品和玩惠斯特牌而自娛」，甚至膽敢寫道：「無論在休謨生前或死後，我始終認為，他在人類天性的弱點所允許的範圍內，接近了一個理想的全智全德的人」。這位主教憤怒地叫喊道：「先生，您把一個不可救藥地反對一切叫作宗教的東西，並且竭盡全力甚至要使宗教這個名稱也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的人的性格和品行，向我們描繪成全智全德的，您這樣做合適嗎？」（同上，第8頁）「但是，熱愛真理的朋友們，不要氣餒，無神論是長久不了的。」（第17頁）亞當·斯密「抱著殘忍的惡意，要在全國宣揚無神論……博士先生，我們瞭解您的詭計！您想得倒好，但是這一次卻失算了。您想用大衛·休謨先生的例子來使我們相信，無神論對於意志沮喪的人來說是唯一的興奮劑，是對付死亡恐怖的唯一的解毒劑……您去笑那廢墟中的巴比倫吧？去祝賀那無情的惡魔法老吧？」（同上，第21、22頁）在亞·斯密的學生中，一個正統派在亞·斯密死後寫道：「斯密對休謨的友誼妨礙他成為一個基督徒……他相信休謨的每一句話。即使休謨對他說，月亮是一塊綠色的乾酪，他也會相信。所以，休謨說沒有上帝，沒有奇跡，他也同樣相信……斯密在政治原則上接近於共和主義。」（詹姆斯·安德森《蜜蜂》1791——1793年愛丁堡版，共十八卷，第3卷第166、165頁）托·查默斯牧師曾懷疑，亞·斯密捏造出「非生產工人」這個範疇純粹是出於惡意，是專門用來影射新教牧師的，雖然牧師們在上帝的葡萄園中也進行了幸福的勞動。在現代庸俗經濟學的按要素分配理論中，應當也為牧師們設置了某個要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