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十三章 ｜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一十九） 文 / 卡爾·馬克思
關於愛爾蘭農業短工的狀況，在愛爾蘭濟貧法視察員的報告（1870年）中敘述得很清楚。這些視察員既然供職於一個只有靠刺刀，靠時而公開時而隱蔽的戒嚴狀態才得以維持的政府，所772以在措辭上不得不十分審慎，而這是他們的英格蘭的同僚們所不齒的。儘管如此，他們也沒有讓他們的政府沉湎於幻想。據他們說，農村中工資率至今仍然很低，可是最近20年來已經提高了50——60％，現在每週平均是6——9先令。但是在這種表面提高的背後，隱藏著工資的實際降低，因為工資的提高並沒有和同一時期必要生活資料的漲價保持平衡；從愛爾蘭某個貧民習藝所的官方報告中摘引的如下數字略就可作為例證。
可見，同二十年前比較，必要生活資料的價格幾乎上漲了一倍，而衣類的價格恰好上漲一倍。
即使撇開這種不平衡不說，只是比較用貨幣表示的工資率，也遠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在饑荒以前，農村的工資大部分是用實物支付的，用貨幣支付的只是極小一部分；而今天，用貨幣支付已經是通例了。由此就可以得出結論：不管實際工資如何變動，貨幣工資率必然提高。一個時期的統計數字常常與另一個時期的統計數字不可比。
「饑荒以前，農業短工還有一小塊土地，用來種植馬鈴薯，飼養豬和家禽。現在，他不僅要購買一切生活資料，而且連出賣豬、家禽和蛋類所得的收入也喪失了。」
在早些時候，農業工人實際上又是小租地農民，他們大多只是中等農場和大農場的後衛部隊，在這些農場裡找些活幹。只是在1846年的災荒以後，他們才開始構成純粹僱傭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構成一個同他們的僱主只發生貨幣關係的特殊階層。
我們已經知道1846年以前農業工人的居住狀況是怎樣的。從那以後，他們的居住狀況更糟了。一部分農業短工儘管人數日益減少，仍然居住在租地農場主土地上的擁擠不堪的小屋裡，這種住處的可怕情景遠遠超過了英格蘭各農業地區最壞的居住情況。除了烏爾斯脫的某些地區以外，到處都是如此：南部有科克、裡美黎克、基爾肯尼等郡，東部有威克洛、威克斯弗特等郡，中部有國王郡、女王郡、都柏林郡等，北部有達翁、安特林、提朗等郡，西部有斯來果、羅斯考門、梅沃、高爾威等郡。一個視察員感慨地說：「這簡直是對宗教和我國文明的污辱。」為了使短工們的洞窟生活更舒服些，那些自古以來就附屬於住宅的小塊土地也被系統地沒收了。
「由於意識到是地主及其管家使他們受到這種非人待遇，農業短工對那些把他們當作無權人種看待的人，產生了一種相應的對抗情緒和憎恨心理。」
農業革命的第一個行動，就是以極大的規模，像奉天之命一樣，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因此，許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鎮和城市裡去尋找棲身之所。在那裡，他們就像廢物一樣被拋進閣樓，洞窟，地下室和最糟糕的街區的屋角里。愛爾蘭人素來以罕有的眷戀鄉土之情、開朗的性格和純正的家風而著稱，這是連抱有民族偏774見的英格蘭人也承認的，可是現在，成千上萬個這樣的愛爾蘭家庭突然被移植到罪惡的溫室中來了。男人們現在必須到鄰近的租地農場主那裡找尋工作，並且只能按日受僱用，因而工資收入極不穩定，同時，
「他們現在不得不在往返農場的路上長途跋涉，途中經常被雨淋透，還要吃到別的苦頭，結果往往引起身體虛弱、疾病以致貧困」。
「城市不得不年年收容農業地區中被認為是過剩的工人」，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城鎮中工人過剩，而農村中則到處工人不足！」實際情形是，只有「在春秋農忙季節」才感到工人不足，「而在其餘季節，很多人都閒著沒事幹」；「秋收以後，從10月到翌年開春，他們幾乎找不到什麼工作」；甚至在幹活的季節，「他們也經常一連幾天沒事幹，並且他們的工作還經常發生各種各樣的中斷」。
農業革命——耕地變成牧場，採用機器，最嚴格的節約勞動等等——所引起的這些後果，被那些不在國外揮霍地租而甘願住在愛爾蘭本人領地內的典型地主們弄得更加嚴重了。為了使供求規律完全不受損害，這班老爺們
「現在幾乎完全是從他們的小租地農民那裡取得他們所需要的全部勞動，小775租地農民這樣就不得不為他們的地主做苦工，而工資通常比普通短工還要低。至於在播種或收割的緊急時刻，他們被迫擱下自己的田地而招致許多不便和損失，那就更不用說了」。
可見，就業的沒有保障和不穩定，頻繁和長期的失業，所有這一切相對人口過剩的徵候，都在濟貧所視察員的報告中作為愛爾蘭農業無產階級的苦難列舉出來了。我們記得，在英格蘭農業無產階級中我們已經看到過類似的現象。不過，不同的是，在工業國的英格蘭，工業後備軍是從農村得到補充，而在農業國的愛爾蘭，農業後備軍則是從城市，從被驅逐的農業工人的避難所得到補充。在英格蘭，過剩的農業工人變成工廠工人，而在愛爾蘭，被驅逐到城市裡去的農業工人，雖然對城市的工資形成壓力，但仍然是農業工人，並不斷地被送回農村去找活幹。
官方報告的起草人對農業短工的物質狀況作了如下的概述：
「雖然他們的生活極端儉樸，但是他們的工資只能勉勉強強應付他們自己及其家屬吃住之用。要做衣服，他們得有另外的收入……他們的居住環境，加上其他方面的困苦，使得這個階級特別容易感染傷寒和肺結核。」
這就無怪報告起草人都異口同聲地證明，陰鬱的不滿情緒籠罩著這個階級的行列，他們留戀過去，厭惡現在，絕望於將來，「受到煽動者的有害影響」，並且只有一個固執的想法：移居美洲。請看，偉大的馬爾薩斯的萬應靈藥——減少人口，已經把綠色艾776林（愛爾蘭）變成了多麼幸福的樂土！
愛爾蘭的工業工人又是過著怎樣幸福的生活呢？舉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
英格蘭工廠視察員羅伯特·貝克說：
「我最近視察愛爾蘭北部的時候，看到一個熟練的愛爾蘭工人靠自己少得可憐的收入盡力使自己的孩子受教育，這件事使我深為驚訝。我把他親口所說的情形逐字逐句地寫在下面。只要我說出他是被僱用來為曼徹斯特市場製造商品的，人們就會知道他是一個熟練的工廠工人。約翰遜說：我是一個清棉工，從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從早晨6點鐘干到夜裡11點；星期六干到下午6點，有3個鐘頭的吃飯和休息時間。我有5個孩子。我每週勞動的收入是10先令6便士；我的妻子也做工，每週掙5先令。大女兒12歲，料理家務。她是我們的廚師和唯一的幫手。她照料弟妹上學。我的妻子和我同時起床上工。有一個小姑娘每天經過我家門口，她在早晨5點半鍾把我叫醒。我們什麼也不吃就去上工。白天，由12歲的女兒照顧弟妹。我們在8點鐘回家吃早飯。我們每週只喝一次茶；我們平時喝粥，有時是燕麥片粥，有時是玉米面粥，這要看我們能弄到什麼了。冬天，我們往玉米面裡加一點糖和水。夏天，我們收點馬鈴薯，那是我們在一小塊地上自己種的；馬鈴薯吃完了，還得喝粥。不管星期日也好，平日也好，一年到頭就是這樣過日子。晚上下工以後，我總是感到非常疲乏。我們偶而也能見到一小塊肉，但那是太難得了。我們有3個孩子上學，每人每週要花費1便士。我們的房租每週9便士，泥炭和燃料每兩周至少也要1先令6便士。」
這就是愛爾蘭的工資，這就是愛爾蘭的生活！
事實上，愛爾蘭的貧困又成了英格蘭當前的話題了。1866年底和1867年初，有一個叫達費林侯爵的愛爾蘭大地主，曾經在《泰777晤士報》上著手討論解決這個問題。「這位偉大的至尊多麼仁慈啊！」
我們從e表略可以看出，1864年，3個謀利者從總利潤4368610鎊中只撈去262819鎊，而1865年，同是這3位大「禁慾家」就從總利潤4669979鎊中撈去274528鎊；1864年，26個謀利者得到646377鎊，1865年，28個謀利者得到736448鎊；1864年，121個謀利者得到1076912鎊，1865年，150個謀利者得到1320906鎊；1864年，1131個謀利者得到2150818鎊，幾乎佔全年總利潤的一半，1865年，1194個謀利者得到2418833鎊，超過全年總利潤的一半。可是，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的一小撮大地主從每年國民地租總額中吞掉的龐大數額是太驚人了，以致英國的治國明哲認為，關於地租的分配不宜於提出象利潤分配這樣的統計資料。達費林侯爵就是這些大地主中的一個。說地租和利潤會在某個時候「過多」，或者說地租和利潤的過多同人民的過於貧困有某種聯繫，這當然是既「不體面」又「不健全的」概念。也是現代庸俗經濟學所不接受的概念。侯爵依據的是事實。事實是，愛爾蘭人口減少了，而愛爾蘭的地租卻增長了；人口減少對土地所有者「有利」，從而對土地以及僅僅是土地附屬品的人民也「有利」。於是，侯爵宣告，愛爾蘭的人口仍然過剩，人口外流仍然太慢。要想享有十足的幸福，愛爾蘭至少還應該排出30多萬工人。桑格拉都學派的醫生見病人沒有起色，就讓放血，然後再放血，直到病人的血放完了，病也就沒了。我們不要以為這位還很富有詩意的侯爵是個桑格拉都學派的醫生。他只是要求再放30多萬人的血而不是大約200萬。但是事實上要想在愛爾蘭建立起千年王國，非得放出大約200萬人的血不可。證據是不難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