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部 在少女們身旁第一卷 斯萬夫人周圍(5) 文 / 馬塞爾·普魯斯特
斯萬夫人只是在所謂「官界」中獲得成功。高雅女士不與她來往，但這並不是因為她那裡有共和派名流。在我年幼時，凡屬於保守社會的一切均成為社交風尚，因此，一個有名望的沙龍是決不接待共和分子的。對這種沙龍的人來說，永遠不可能接待「機會主義者」，更不用說可怕的「激進分子」了，而這種不可能性將像油燈和公共馬車一樣永世長存。然而，社會好似一個萬花筒，它有時轉動，將曾被認為一成不變的因素連續進行新的排列，從而構成新的圖景。在我初領聖體的那年以前，高雅的猶太女士便已出入社交場合從而使正統派的女士們吃驚。萬花筒中的新佈局產生於哲學家稱作的標準所發生的變化。後來，在我開始拜訪斯萬夫人家以後不久，德雷福斯事件產生了一個新標準，於是萬花筒再一次將其中彩色的菱形小塊翻倒過來。凡屬猶太人的一切都落到萬花筒的底部，連高雅女士也不例外，而取而代之的是無名的民族主義者。當時，在巴黎最負盛名的沙龍是一位極端天主教徒——奧地利親王的沙龍。如果發生的不是德雷福斯事件，而是對德戰爭，那麼，萬花筒會朝相反的方向轉動，猶太人會表現愛國熱忱而使眾人吃驚，他們會保持自己的地位，那樣一來，就再沒有人願意去拜訪奧地利親王，甚至沒有人承認去拜訪過。雖然如此，每當社會暫時處於靜止狀態時，生活於其中的人總是認為不可能再發生任何變化，正如他們看到電話問世，便認為不可能再出現飛機，與此同時，新聞界的哲學家們對前一時期進行抨擊，他們不但批評前一時期中人們的樂趣，斥之為腐朽已極，甚至還抨擊藝術家和哲學家的作品，斥之為毫無價值，彷彿它們與附庸風雅、輕浮淺薄的各種表現形式密不可分。唯一不變的似乎是每次人們都說「法國發生了一點變化」。我初去斯萬夫人家時，德雷福斯事件尚未爆發，某些猶太顯貴還很有權勢，而其中最大的是魯弗斯·以色列爵士，他的妻子以色列夫人是斯萬的姨母。她本人並沒有外甥那樣高雅的社會交往，外甥也並不喜歡她，從未認真與她聯絡感情，雖然他很可能是她的繼承人。然而，在斯萬的親戚當中，只有這位姨母意識到斯萬的社交地位，而其他人在這方面與我們一樣（長期地）一無所知。在家族中，當一個成員躋身於上流社會時——他以為這是獨一無二的現象，但在十年以後，他會看到在和他同時成長的青年中，以不同的方式和理由完成這個現象者大有人在——他在四周畫出一圈黑暗區域terraincognita1，居住其中的人對它瞭如指掌，而未得其門而入者雖然從它旁邊走過，卻不覺察它的存在，還以為是一片黑暗，一片虛無。既然沒有任何通迅社將斯萬的社會交往通知他的親戚，因此，他們在飯桌上（當然在可怕的婚事以前）談到斯萬時，往往露出屈尊的微笑，講述他們如何「高尚地」利用星期日去探望「夏爾表親」，而且把他看作心懷嫉妒的窮親戚，借用巴爾扎克小說的標題，風趣地稱他為「傻表親」2。魯弗斯·以色列夫人與眾人不同，她很明白與斯萬慷慨交往的是些什麼人，而且十分眼紅。她丈夫的家族與羅特希爾德家族一樣有錢，而且好幾代以來便為奧爾良王公們經營事務。以色列夫人既然腰纏萬貫，當然很有影響，並且利用自己的影響來勸阻她認識的人接待奧黛特，只有一個人偷偷地違背了她，那就是德·馬桑特伯爵夫人。那天奧黛特去拜訪德·馬桑特夫人，不巧以色列夫人幾乎同時到來。德·馬桑特夫人如坐針氈。這種人什麼都做得出來，所以她竟然背信棄義地不和奧黛特說一句話，奧黛特自然不再將入侵向前推進了，何況這個階層決非她希望被接納的階層。聖日耳曼區對奧黛特絲毫不感興趣，仍舊將她看作與有產者完全不同的、毫無修養的輕佻女人（有產者精通家譜中的每個細節，而且，既然現實生活並未向他們提供貴族親友，他們便如饑似渴地閱讀回憶錄）。另一方面，斯萬似乎繼續是情人，在他看來，這位往日情fu的一切特點似乎仍然可愛或者無傷大雅，因為我常常聽見他妻子說一些難登大雅之堂的話，而他卻無意糾正（也許是因為對她尚有柔情，也許是對此掉以輕心，或者懶於幫她提高修養）。這也可能是另一種形式的單純。在貢佈雷，我們曾長期被他的單純所蒙蔽，而且就在現在，雖然他繼續結交體面人物（至少為他自己著想），卻不願他們在他妻子的沙龍的談話中佔有重要地位，何況對他來說，他們的重要性確實大為減少，因為他生活的重心已經轉移。總之，奧黛特在社交方面十分無知。當人們先提到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後提到她表親德·蓋爾芒特公主時，她竟然說：「噫，這些人是王公，那麼說他們晉陞了。」如果有誰在談到夏爾特爾公爵時用「親王」一詞，她馬上糾正說：「是公爵，他是夏爾特爾公爵，不是親王。」關於巴黎伯爵的兒子德·奧爾良公爵，她說：「真古怪，兒子的爵位比父親高。」作為英國迷，她又接著說：「這些royalties（王族）真叫人糊塗。」有人問她蓋爾芒特家族是哪省人，她回答說：「埃納省。」——
1拉丁文：未知地域。
2小說《貝姨》法文為cousinebette，bete與bette同音。
斯萬在奧黛特面前是盲目的，他既看不見她教養中的缺陷，也看不見她智力上的平庸。不僅如此，每當奧黛特講述什麼愚蠢的故事時，斯萬總是慇勤地、快活地、甚至讚賞地（其中可能摻雜著殘存的慾念）聆聽，而如果斯萬本人說出一句高雅的、甚至深刻的話時，奧黛特往往興趣索然、心不在焉、極不耐煩，有時甚至厲聲反駁。人們因而得出結論說，精華受制於平庸在不少家庭中是司空見慣的，因為，反過來，也有許多傑出女性竟被對她們的睿智橫加指責的蠢人所盅惑，並且被極度慷慨的愛情所左右而對蠢人的俗不可耐的玩笑讚歎不已。說到當時妨礙奧黛特進入日耳曼區的理由，應該指出社交界的萬花筒的最近一次轉動是由一系列醜聞引起的。人們原來放心大膽地與某些女人交往，而她們竟被揭露是妓女，是英國間諜。在一段時間內，人們首先（至少認為如此）要求他人的是牢靠和穩定……奧黛特代表的正是人們剛剛與之決裂又立刻拾起的東西（因為人們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徹底改變，他們在新制度下尋找舊制度的繼續），當然它必須換一種形式，以掩人耳目，製造與危機前的社交界有所不同的假象。但奧黛特與那個社交界的替罪羊太相似了。其實，上流社會的人是高度近視眼。他們與原來認識的猶太女士斷絕來往，正考慮如何填補空白，卻看見一位彷彿被一夜風暴刮來的新女人，她也是猶太人，但由於新穎，便不像在她以前的女人那樣使人們聯想起他們認為應該憎惡的東西。她不要求人們崇敬他們的上帝。人們便接納了她。誠然，在我初訪奧黛特家時，反猶太主義問題尚未提出，但是奧黛特與當時人們唯恐避之不及的東西十分相似。
至於斯萬，他仍然常去拜訪舊日的、也就是屬於最上層社會的朋友。當他談到剛剛拜訪過什麼人時，我注意到在舊日的朋友中，他是有所取捨的，而選擇的標準仍然是作為收藏家的半藝術半歷史的鑒賞力。某位家道中落的貴婦引起他的興趣，因她曾是李斯特的情fu，或者因為巴爾扎克曾將一本小說獻給她的外祖母（正如他買一幅畫是因為夏多布里昂描寫過它）。這使我懷疑我們在貢佈雷時莫非是從一個謬誤過渡到另一個謬誤，即最先認為斯萬是一位從不涉足社交的資產者，後來又認為他是巴黎頂頂時髦的人物。成為巴黎伯爵的朋友，這不能說明任何問題。「王公的朋友」被排外傾向的沙龍拒之門外的，不是大有人在嗎？王公們自知為王公，便不追求時髦，而且自認高居於非法王族血統者之上，大貴族和資產者統統在他們之下，並且（從高處看）幾乎處在同一水平上。
此外，斯萬在目前的社交圈子中（他重視過去所留下的、至今仍然可以見到的名字）所尋求的不僅僅是文人和藝術家的樂趣，將不同的成升交混起來，將不同的類型聚合起來，從而搭配成社會花束，這也是他的消遣（不那麼高雅）。這些有趣的（或者斯萬認為有趣的）社會實驗在他妻子的每位女友身上並不產生——至少不是經常地——相同的反應。「我打算同時邀請戈達爾夫婦和旺多姆公爵夫人。」他笑著對邦當夫人說，好像一位貪吃的美食家想換換調味汁的成分，用圭亞那胡椒來替代丁子香花蕾。然而，這個似乎會使戈達爾感到有趣的計劃卻使邦當夫人大為惱火。她最近被斯萬夫婦介紹認識旺多姆公爵夫人，認為這事既使人高興又理所當然，而對戈達爾夫婦講述它，加以吹噓，這構成她的愉快中饒有興味的一部分因素。邦當夫人希望，在她以後，她那圈子裡再沒有任何人被介紹給公爵夫人，正好比被授勳者一得到勳章便立刻希望將十字勳章的水龍頭關上。她暗暗詛咒斯萬的低級鑒賞力。他為了實現一種無聊的、古怪的審美觀，竟能在一瞬間將她對戈達爾夫婦談論旺多姆公爵夫人時所散佈的迷霧吹得一乾二淨。她怎敢對丈夫說教授夫婦也即將分享這個愉快（她曾吹噓說它是獨一無二的）呢？要是戈達爾夫婦明白這種邀請不是出自主人的誠心，而是為瞭解悶，那就好了！其實，邦當夫婦的被邀請難道不也如此嗎？不過，斯萬從貴族那裡學到了永恆的堂璜作風，他有本領使兩位不足道的女人同時認為自己是真正的被愛者，因此，當他對邦當夫人提起旺多姆公爵夫人時，那口氣彷彿邦當夫人和公爵夫人同桌進餐自然是不在話下的事。「是的，我們打算邀請公主和戈達爾戈婦，」斯萬夫人在幾星期後說道，「我丈夫認為這種集合可能產生有趣的東西。」如果說斯萬夫人保留了「小核心」中維爾迪蘭夫人所喜愛的某些習慣——例如高聲說話好讓所有的信徒聽見——的話，那麼她也使用蓋爾芒特圈子所喜愛的某些語言（例如「集合」一詞），她與蓋爾芒特圈子並不接近，但卻在遠處、在不知不覺中受它吸引，正如大海被月亮吸引一樣。「是的，戈達爾夫婦和旺多姆公爵夫人，您不覺得這很有趣嗎？」斯萬問道。「我看這會很糟，您會招來麻煩的，可別玩火。」邦當夫人氣沖沖地回答。他和她丈夫，還有阿格裡讓特親王都受到邀請，而對這次宴會，邦當夫人和戈達爾各有各的說法，依問話人而定。有些人分別問邦當夫人和戈達爾，那天吃飯的除了旺多姆公主外，還有哪些客人，得到的回答都是漫不經心的兩句話：「只是阿格裡讓特親王，這完全是熟朋友之間的便餐。」但另一些人可能更知情（有一次有人甚至問戈達爾：「邦當夫婦不是也在場嗎？」「哦，我忘了。」戈達爾紅著臉回答說，並從此將這個問話的笨蛋列入多嘴饒舌者之流）。對於這些人，邦當夫婦和戈達爾夫婦不謀而合地採取了大致相同的說法，只是將名字對換一下而已。戈達爾說：「唉，只有主人，旺多姆公爵夫婦（自負地微微一笑），戈達爾教授夫婦，此外，對了，莫名其妙，還有邦當夫婦，他們可是有點煞風景。」邦當夫人講的也完全一樣，不同的是，邦當夫婦的名字位於旺多姆公爵夫人和阿格裡讓特親王之間，並且受到得意洋洋的誇張，而她最後責怪所謂不請自來並且大煞風景的禿子，就是戈達爾夫婦。
斯萬往往在晚飯前不久才從訪問中歸來。晚上六點鐘，這時刻在往日曾使他痛苦，而如今卻不然，他不再猜測奧黛特大概在做什麼，是接待客人還是外出，他對這些都不在意。他有時回憶起多年以前，他有一次曾試圖透過信封看奧黛特給福爾什維爾寫了什麼。但這個回憶並不愉快，他不願加深羞愧感，只是撇了一下嘴角，必要時甚至搖搖頭，意思是：「這對我有什麼關係呢？」從前他常常堅持一個假定，即奧黛特的生活是無邪的，只是他本人的嫉妒、猜測才使它蒙受恥辱罷了，但是現在，他認為這個假定（有益的假定，它減輕他在愛情病中的痛苦，因為它使他相信這痛苦是虛構的）是不正確的，而他的嫉妒心卻看對了。如果說奧黛特對他的愛超過他的想像的話，那麼，她對他的欺騙更超過他的想像。從前，當他痛苦萬分時，曾發誓說有朝一日他不再愛奧黛特，不再害怕使她惱怒，不再害怕讓她相信他熱戀她時，他將滿足宿願——本著單純的對真理的追求，並為了解釋歷史的疑點，與她一起澄清事實，弄清那天（即她寫信給福爾什維爾，說來探望她的是一位叔叔）他按門鈴敲窗子而她不開門時，她是否正和福爾什維爾睡覺。斯萬從前等待嫉妒心的消失，好著手澄清這個饒有興趣的問題。然而，如今他不再嫉妒了，這個問題在他眼中也失去了一切趣味。當然並不是立刻。他對奧黛特已經不再嫉妒，但是，那天下午他敲拉彼魯茲街那座小房子的門而無人回答的情景卻繼續刺激他的嫉妒心。在這一點上，嫉妒心與某些疾病相似：疾病的病灶和傳染源不是某人，而是某個地點，某座房屋，嫉妒的對象似乎也不是奧黛特本人，而是斯萬敲擊奧黛特住所的每扇門窗的那已逝往日中的一天、一個時刻。可以說，只有那一天和那個時刻保留了斯萬往日曾有過的愛情品格中的最後殘片，而他也只能在那裡找到它們。長期以來，他不在乎奧黛特是否曾欺騙他，是否仍然在欺騙他。但是，在幾年裡他一直尋找奧黛特從前的僕人，因為他仍然有一種痛苦的好奇心，想知道在如此遙遠的那一天，在六點鐘時，奧黛特是否在和福爾什維爾睡覺。後來連這種好奇心也消失了，但他的調查卻未中止。他繼續設法弄清這件不再使他感興趣的事，因為他的舊我，雖然極度衰弱，仍然在機械地運轉，而過去的焦慮已煙消雲散。他甚至無法想像自己曾經感到如此強烈的焦慮，當時他以為永生也擺脫不了焦慮，以為只有他所愛的女人的死亡（本書下文中將有一個殘酷的反證，說明死亡絲毫不能減弱嫉妒的痛苦）才能打通他那完全堵塞的生活道路。
然而，有朝一日將奧黛特生活中使斯萬痛苦的事弄個水落石出，這並不是斯萬的唯一願望。他還保留了另一個願望，即當他不再愛奧黛特、不再害怕她時，他要為這些痛苦進行報復，而眼前恰恰出現了實現這第二個願望的機會。斯萬愛上了另一個女人。他沒有任何理由嫉妒，卻仍然嫉妒，因為他無力更新戀愛方式，他將往自與奧黛特的戀愛方式應用在另一個女人身上。她不必有任何不忠行為，只要由於某個原因離開他，比方說，參加晚會，而且似乎玩得很開心，這就足以使斯萬妒火中燒，這就足以喚醒他身上那古老的焦慮——他的愛情的可悲而矛盾的贅疣。焦慮使斯萬與真實的她保持距離，他必須努力才夠得著她（瞭解這個年輕女人對他的真實感情，她每天的隱秘**和內心秘密）。焦慮在斯萬和他所愛的女人中間放上了舊日的冥頑不化的猜疑，猜疑的根源在奧黛特或者比奧黛特更早的某個女人身上，正是由於它，年老的情人只能通過「挑起嫉妒心的女人」這個古老的集體幻影來認識他今日的情fu，而且將新愛情也武斷地置於這個幻影之中。然而，斯萬經常譴責這種嫉妒心理，譴責它使自己相信某些實屬虛幻的不忠行為，但是他記起當初也曾採取同樣的觀點替奧黛特辯解，而且是做錯了。因此，當他和他所愛的年輕女人不在一起時，她的所作所為，在他眼中，便不再是清白無邪的。他曾起誓說，萬一哪一天他不再愛這位當時未想到會與他結婚的女人時，他將毫不留情地對她冷若冰霜（真正的冷若冰霜！），好為他長期受辱的自尊心進行報復，他現在可以毫無風險地（即使奧黛特把他的話當真，取消他從前夢寐以求的和她單獨談話，他也毫不在乎）進行報復了，但他卻無意報復。愛情既已消逝，表示不再愛的願望也隨之消失。當他為奧黛特痛苦時，他多麼盼望有一天讓她看看他愛上了別的女人，而現在他可以做到這一點，卻小心翼翼地不讓妻子知道自己另有新歡。
從前，每到喝茶的鐘點，我便悶悶不樂地看見希爾貝特離開我，提前回家，而現在，我也參加這些茶會。從前，當她和她母親出門散步或看日場演出時，我便獨自一人癡癡呆在香榭麗捨的草坪邊或木馬旁，因為她來不了，而現在呢，斯萬夫婦允許我和他們一起出門，他們的馬車裡有我的座位。有時他們甚至問我願意去哪裡，去看戲還是看希爾貝特一位同伴的舞蹈課，參加斯萬夫人女友家的社交聚會（斯萬夫人稱為「小會」）還是去參觀聖—德尼的國王墓。
每逢和斯萬一家出門的日子，我便去他們家吃午飯，斯萬夫人管它叫lunch（午飯）。他們邀請我十二點半去，那時我父母在十一點一刻吃午飯，所以等他們離開餐桌後，我才朝斯萬家的奢華街區走去。在這個街區裡，行人向來稀少，何況在這個鐘點誰都回了家。即使在嚴冬，如果天氣晴朗，我便在馬路上來回溜躂，一直等到十二點二十七分。我一會兒扯扯從夏費商店買的那條精美領帶的領帶結，一會兒看看腳上那雙高幫漆皮皮鞋是否弄髒了，我遠遠看見斯萬家小花園裡的光禿禿的樹在陽光下象白霜一樣晶瑩閃光。當然，小花園裡只有兩株樹。在這個反常的鐘點，景物也煥然一新。與自然所給予的樂趣（習慣的改變，甚至飢餓使它更為強烈）相交織的是即將與斯萬夫人同桌進餐的激動，它並不削弱樂趣，而是控制它、奴役它，使之成為社交生活的陪襯。我似乎發現了往日在這個鐘點所感覺不到的晴空、寒冷、冬日的陽光，它們好像是奶油雞蛋的前奏曲，好像是斯萬夫人之家這座神秘殿堂表層上的時間光澤、淺紅的淡淡冷色，而在殿堂內部卻有那麼多溫暖、芳香和鮮花。
十二點半，我終於下決心走進這座房子。它像聖誕節的大靴子一樣將給我帶來神奇的快樂（斯萬夫人和希爾貝特都不知道聖誕節在法文裡怎麼說，所以總是用christmas來代替，christmas，布丁啊，收到什麼christmas禮品啊，在christmas期間要去外地什麼地方等等，我感到不是滋味，回到家中也說christmas。認為說聖誕節有失體面，而父親認為這種語言滑稽可笑）。
我最初只遇見一位跟班，他領我穿過好幾間大客廳來到一間很小的客廳，那裡沒有人，從窗口射進來的下午的藍光使它沉浸在夢幻之中。只有蘭花、玫瑰花和紫羅蘭陪伴我——它們像人一樣呆在你身邊，但並不認識你。它們是有生命的，而這種特性使它們的沉默產生強烈的效果。它們畏懼寒冷，接受熾熱爐火的溫暖。那被珍貴地放在水晶擋板後面的爐火不時地將危險的紅寶石散落在白色大理石的火盆中。
我已坐了下來，但聽見開門聲便趕緊站了起來，進來的是第二位僕人，跟著又是第三位僕人，而他們這種使我無謂激動的頻繁往來僅僅是為了雞毛蒜皮的事：往火中添一點煤或往花瓶裡加一點水。他們走後，門又關上（斯萬夫人最後總會將它打開的），我又獨自一人。確實，魔術師的洞穴也不如這間小客廳那樣使我眼花繚亂，爐火在我眼前千變萬化，好似克林索1的實驗室。又響起一陣腳步聲，我沒有站起來，大概又是僕人吧，不是，是斯萬先生。「怎麼？您一個人在這裡真是沒辦法，我那可憐的妻子從來不知道鐘點。一點差十分了。她每天都遲到。您一會兒看見她不慌不忙地進來，她還以為自己提前到哩。」斯萬仍然患神經炎，而且變得可笑，這樣一個不遵守時間的妻子（從布洛尼林園回來必晚，在裁縫店逗留必久，吃飯必遲到）雖然使他為腸胃擔心，但卻滿足了他的自尊心——
1瓦格納歌劇《帕西法爾》中的魔術師。此處指第二幕開場的魔室。
他領我參觀新近的收藏品，並且向我解釋它們的價值，可是我過於興奮，又由於在這個鐘點我還破例地腹中空空，我心神不定，腦子裡一片空白。雖然我還能夠說話，但什麼也聽不進去了。何況，就斯萬所擁有的收藏品而言，只要它們存在於他家，只要它們屬於午餐前的美妙時刻，這對我就綽綽有餘了。即使那裡有《蒙娜麗莎》，它也不會比斯萬夫人的便袍或嗅鹽瓶更使我愉快。
我繼續等侍，獨自一人，或者和斯萬一起，希爾貝特還常常來和我們作伴。斯萬夫人既然以如此威嚴的僕人為先導，她的出現一定不同凡響。我屏息靜聽每一個聲響。真正的教堂、風暴中的海濤、舞蹈家的跳躍往往比人們的想像要遜色。穿制服的僕人酷似戲劇中的配角，他們的連續出場為王后的最後顯現作準備，同時也削弱顯現的效果；在這些僕人之後是悄悄進來的斯萬夫人，她身穿水獺皮小大衣，凍得發紅的鼻子上蓋著面紗，與我的想像力在我等候期間所慷慨臆造的形象何等不相似！
如果她整個上午都沒有外出，那麼她走進客廳時身穿一件淺色雙縐晨衣，對我來說，它比一切衣袍都更雅致大方。
有時，斯萬夫婦決定整個下午呆在家裡。吃完午飯天色已不早，這一天（我原以為它會和別的日子完全不同）的陽光正斜照在小花園的牆上。僕人們端來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樣的燈，它們各自在蝸形腳桌、獨腳圓桌、牆角櫃或小桌這些固定祭壇上燃燒，彷彿在進行莫名其妙的祭祀。儘管如此，談話平淡乏味，我敗興而返，像自童年起每次做完午夜彌撒以後那樣大失所望。
然而這僅僅是思想上的失望。我在那座房子裡是十分喜悅的，因為，如果希爾貝特尚未和我們在一起，那麼她即將進來，而且即將將她的話語、她那專注而微笑的目光（正如我第一次在貢佈雷所見到的那樣）給予我。（而且達數小時之久！）當我看到她消失在通往寬大房間的內部樓梯上時，我至多稍稍感到嫉妒。我只能留在客廳裡（就像一位女演員的戀人，他只能呆在正廳前座，不安地臆想在後台、在演員休息室正發生什麼事），我向斯萬瞭解房屋的另一部分，我的問題被掩飾得很巧妙，但聲調中仍流露出不安。他告訴我希爾貝特去的是衣被間，並自告奮勇要帶我去看看，而且說以後希爾貝特去那裡，他一定要她帶我去。斯萬的最後這句話使我如釋重負，霎時間消除了那段使我們所愛的女人顯得如此遙遠的、可怕的內心距離。此刻，我對他的感情油然而生，似乎比我對希爾貝特的柔情更深。因為，他作為自己女兒的主人，將她給予我，而她本人卻有時拒絕我。我對她的直接影響比不上我通過斯萬而施於她的間接影響。此外，我愛的是她，每當我看見她時，我不禁感到心慌意亂，不禁渴望更多的東西，而這種情緒恰恰使我們在所愛的人面前失去了愛的感覺。
我們往往不呆在家中，而是出門走一走。在換衣出門以前，偶爾，斯萬夫人在鋼琴前坐下，她從粉紅色或白色的，總之色彩鮮艷的雙縐絲便袍的袖中，伸出那雙嬌美的手，張開手指撫彈琴鍵，仍然是那種存在於她的目光中卻不存在於她心中的憂鬱。正是在這樣的一天，她偶然為我彈奏凡德伊奏鳴曲，即斯萬十分喜愛的那個小樂段。當我們頭一次聆聽稍微複雜的樂曲時，往往什麼也沒聽出來。然而，等我後來聽過兩三遍凡德伊奏鳴曲以後，我感到對它很熟悉。看來，第一次聽懂的說法是有道理的。如果第一遍沒有真正聽出什麼東西，那麼第二、第三遍僅僅是第一遍的重複，不可能在第十遍有新的感悟。這樣看來，第一遍所缺乏的也許是記憶，而決不是理解，因為我們的記憶，與我們聆聽時它所面臨的複雜感受相比較，是極為微小、極為短暫的，好比一個人在睡眠中想到種種事情但立即忘在腦後，又好比一位老年癡呆症患者將別人一分鐘前對他說的話忘得一乾二淨。這些複雜豐富的感受，我們的記憶力不可能立即向我們提供回憶。回憶是在記憶力中逐步形成的。當我們聽過兩、三遍作品以後，我們就像中學生（他們入睡前還反覆複習，覺得尚未掌握）一樣，第二天早上倒背如流。只是，我以前從未聽過這支奏鳴曲，因此，斯萬和他妻子所熟悉的那個樂段與我清晰的感知相距遙遠，彷彿是記不起來的名字。人們盡力回憶，但找到的是一片虛空，但是，一個小時以後，當人們不再去想時，最初尋而未得的那個音節卻自動跳了出來。真正的稀世之作是難以立即被人們記住的，何況，就每個作品內部來說（例如凡德伊奏鳴曲之於我），人們最先感知的是最次要的部分。我錯誤地認為，既然斯萬夫人已為我彈奏了那十分著名的樂段（在這一點上我和某些傻子一樣，他們既然看過威尼斯聖馬可教堂的圓頂的照片，便以為再沒有什麼新奇了），奏鳴曲不會給我任何新啟示（因此在長時間中我不注意聆聽它）。不僅如此，即使我從頭到尾再聽一遍，奏鳴曲的整體在我眼前仍然影影綽綽，就像是一座由於距離太遠或濃霧迷漫而若隱若現的建築物。因此，認識作品如同認識在時間中實現的事物一樣，這個過程是令人憂鬱的。當凡德伊奏鳴曲中最隱蔽的東西向我顯露時，我最初所注意並喜愛的東西，在我的感覺所無法左右的習慣的支配下，開始逃走，離開我。既然我只能在相繼的時間中喜愛奏鳴曲所給予我的一切，它便像生活一樣，我永遠也無法全部掌握它。然而，偉大的傑作並不像生活那樣令人失望，它最初給予我們的並不是精華。在凡德伊奏鳴曲中，最先被人發現的美也是最快使人厭倦的美，而原因大概是這種美與人們已知的美最接近。然而當這種美遠去以後，我們愛上某個片段，對它新穎的結構迷惑不解，我們無法識辨它，無法觸及它一絲一毫。我們每日從它身邊走過而毫不覺察，它自我保存得十分妥帖。在它本身的美的魔力下，它變得不可見，始終不可知，一直到最後它才走向我們，而我們最後離開的也是它。我們對它的愛比對其他一切的愛都長久，因為我們花了更長的時間才愛上它。一個人理解比較深刻的作品所需要的時間（如同我理解這個奏鳴曲），與公眾愛上新的傳世之作所需的多少年甚至多少世紀相比，僅僅是縮影和象徵。因此，天才為了躲避世人的忽視，對自己說，既然同時代人缺乏必要的時間距離，那麼為後代寫的作品就只能被後代讀懂（彷彿圖畫一樣，站得太近就無法欣賞）。但是實際上、預防錯誤判斷的一切怯懦行動都徒勞無益，因為錯誤判斷是無法避免的。一部天才作品很難立刻受到讚揚，因為它的創作者卓越非凡、與眾不同。但作品本身能夠孕育出作者的知音（難能可貴的），而且人數越來越多。貝多芬的四重奏（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用了五十年之久才使它的聽眾誕生和壯大，它像任何傑作一樣，使藝術家的價值——至少使知識界——實現躍進，因為，在作品誕生之初，有能力讚賞它的人鳳毛麟角，而如今在知識界中卻大有人在。所謂後代，其實就是作品的後代。作品本身（為了簡明起見，此處不包括這種天才：它們在同一時期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其他天才培養未來的更佳公眾）必須創造自己的後代。如果作品被封存起來，只是在後代面前才顯現的話，那麼，對作品來說，這個後代將不是後代，而是同代人，僅僅晚生活五十年罷了。因此，如果藝術家希望作品自辟道路的話，他必須——這正是凡德伊所做的——在有足夠深度的地方拋出它，朝著遙遠的真正未來拋過去。這個未來的時間是一部傑作的真正遠景，蹩腳的鑒賞家的錯誤在於忽視這未來的時間，而高明的鑒賞家有時帶著一種危險的苛求來考慮它。當然，如果從使遠處事物顯得朦朧不清的視覺出發，人們可能認為迄今為止的一切繪畫或音樂革命畢竟都遵循某些規則，而我們眼前的一切，如印象主義、對不諧調效果的追求、中國階次的絕對化、立體主義、未來主義，都粗暴地有別於前者，這是因為我們在看待以前的事物時，沒有想到它們經過長期的同化已經在我們眼中成為雖然各不相同，但根本上一致的材料（其中雨果與莫裡哀十分相近）。試想一下，如果不考慮未來的時間及它所帶來的變化，那麼，我們在少年時代所親耳聽到的對我們成年時期的占卜會顯得多麼荒誕。占卜並不都準確，而既然在一部藝術作品的美的總數中必須加進時間因素，那麼，判斷就必然帶上某種風險，因此也像預言一樣失去真正的意義，因為，預言的不能實現並不意味著預卜家智力平庸，同樣，使可能性成為現實，或者將它排除在現實之外，這並非天才的必然天職。一個人可以有天才，但卻不相信鐵路或飛機的發展，或者到他們的不忠）。
雖然我沒有聽懂奏鳴曲，我卻對斯萬夫人的演奏心醉神迷。她的彈奏，正如她的晨衣、她的樓梯上的芳香、她的大衣、她的菊花一樣，屬於一個特殊的、神秘的整體，它比起可以對天才進行理性分析的世界來，要高出千倍。斯萬對我說：「這個凡德伊奏鳴曲很美吧？當樹影暗下來，小提琴的琶音使涼氣瀉落在大地的時刻，這支曲子很悅耳。月光的靜止作用表達得淋漓盡致，這是主要部分。我妻子正採用光線療法，月光能使樹葉靜止不動，那麼光線能作用於肌肉也沒有什麼奇怪的了。這一點是樂段中最精采的，即得了癱瘓症的布洛尼林園。要是在海邊就更妙，海浪在喃喃回答，我們對浪聲聽得更真切，因為其他一切都凝定不動。在巴黎卻不然，我們充其量注意到那些建築物上奇特的光線、那片彷彿被既無顏色又無危險的大火照亮的天空，那隱隱約約的鬧市生活。然而在凡德伊的這個樂段，以及整個奏鳴曲中，沒有這些，只有布洛尼林園，在回音中有一個清晰的聲音在說：「『幾乎能讀報了。』」斯萬的這番話原可能將我對奏鳴曲的體會引入歧途，因為音樂不能絕對排斥別人對我們的誘導，然而，我從其他的話語中得知他正是在夜間茂密的樹葉下（許多傍晚，在巴黎附近的許多餐館中）聆聽這個小樂段的。因此樂句帶給他的不是他曾經常常要求的深邃含意，而是它四周那整齊的、纏繞的、著上顏色的葉叢（樂句使他渴望再見到葉叢，樂句彷彿是葉叢的內在靈魂），而是為他保留的整個春天，因為他從前焦躁而憂鬱，沒有閒情逸致來享受春天（正如為病人保留他吃不下的美食一樣）。凡德伊的奏鳴曲使他重溫布洛尼林園中的某些夜晚曾對他產生的魅力，而奧黛特對這種魅力卻全然無知，雖然她當時和小樂段一起與他作伴。她僅僅在他身旁（不像凡德伊的主題那樣在他身上），因此，即使她的理解力增加千倍，她也根本看不見我們所有人的身上所無法表露的東西（至少在長時間中我認為這個規律無一例外）。「這畢竟很美吧？」斯萬說，「聲音竟可以反射，像水，像鏡子。還有，凡德伊的樂句讓我看見從前所未注意的東西。至於我當時的煩惱，當時的愛情，它沒有絲毫暗示，它採用的是另一種價值系統。」「夏爾，你這樣說對我似乎不太禮貌吧。」「不禮貌！你們女人可真了不起！我只是想告訴這位年輕人，音樂所顯示的——至少對我而言——決不是『意志本身』和『與無限共同感應』，而是，比方說，動物園的棕櫚溫室中身穿禮服的維爾迪蘭老爹。我雖然身在客廳，但這段小樂句卻一次又一次地領我到阿爾默農維爾與一同進餐。老天爺，至少這比和康布爾梅夫人同去要有趣得多。」斯萬夫人笑了起來說：「人家都說夏爾使這位夫人著了迷。」她的聲調使我想起在這以前不久，她談到弗美爾（她居然知道這位畫家，我十分驚訝）時曾說：「我可以告訴你，先生在追求我時對這位畫家很感興趣。對吧，親愛的夏爾？」此時，斯萬內心很得意，但是說：「別瞎議論康布爾梅夫人了。」「我不過在重複別人的話罷了。再說，她好像很聰明，雖然我不認識她。她很push－ing（有開拓性），這對聰明女人來說是難得的。所有的人都說她迷上了你，這樣說也沒有什麼壞處呀？」斯萬像聾子那樣一言不發，這是認可也是自鳴得意的表示。
「既然我彈奏的曲子使你想起動物園，」斯萬夫人假裝慍怒地逗笑說，「我們不妨將動物園作為待會兒出去散步的目的地，要是這小伙子喜歡的話。天氣多麼好，你可以重溫那些珍貴的感受了。說到動物園，你知道，這個年輕人原先以為我們很喜歡布拉當夫人呢，其實我盡量避著她。人們把她當作我們的朋友，這是很不體面的。你想想，從來不說人壞話的、好心腸的戈達爾先生居然也說她令人噁心。」「討厭的女人！她只有一個優點，就是像薩沃納羅拉，巴多洛梅奧修士1畫中的薩沃納羅拉2。」斯萬喜歡在繪畫中尋找與人的相似處，這種癖好是經得起反駁的，因為我們所稱作的個體的表情其實屬於普遍性的東西，並且在不同時期都可能出現（當人們戀愛並且希望相信個體的獨一無二的現實時，這一點他們是難以接受的）。本諾佐·戈佐裡3將梅第奇家族畫進朝拜耶穌誕生的博士的行列之中已屬年代謬誤，更有甚者，斯萬認為在這行列中還有一大群斯萬的（而並非戈佐裡的）同代人的肖像，也就是說，不僅有距耶穌誕生一千五百年以後的人，還有距畫家本人四個世紀以後的人。照斯萬的說法，巴黎的當代名人無一不在畫上的行列之中，就好比在薩杜所寫的一齣戲中4中，所有的巴黎名流、名醫、**家、律師，出於對作者和女主角的友誼，也出於時髦，每晚輪流登台跑龍套，並以此為樂。「可是她和動物園有什麼關係呢？」「關係可密切啦！」「怎麼，她的屁股也像猴子一樣是天藍色？」「夏爾，真不成體統！不，我剛才想到僧伽羅人對她說的話。你講給他聽吧，真是妙語驚人。」「一件蠢事。你知道布拉當夫人說話時，喜歡用一種她認為有禮的、其實是保護者的口吻。」
「我們在泰晤士河畔的芳鄰們管這叫patronizing（以保護者自居）。」奧黛特插嘴說。「她不久前去動物園，那裡有黑人，我妻子說是僧伽羅人，當然對人種學她比我在行。」「算了，夏爾，別嘲笑我。」「這哪是嘲笑呢。總而言之，布拉當夫人對一位黑人說：『你好，黑種！』」「其實這沒什麼。」「那位黑人不喜歡這個詞，他生氣地對布拉當夫人說：『我是黑種，你是騷種！』」「可真逗！我愛聽這段小插曲，挺『妙』吧？布拉當那個老婆子當時就愣住了。『我是黑種，你是騷種！』」——
1巴多洛梅奧修士（1472—1517），意大利畫家。
2薩沃納羅拉（1452—1498），意大利教士，是前者的老師，後被開除教籍並處死。
3本諾佐·戈佐裡（1420—1498），意大利畫家。
4薩杜（1831—1908），法國劇作家。
我表示很願意去看看那些僧伽羅人（其中一人曾稱呼布拉當夫人為騷種），其實我對他們毫無興趣。但是我想，洋槐道是去動物園的必經之路，我曾在那裡欣賞過斯萬夫人，我盼望那位黑白混血的朋友戈克蘭1（我從來沒有機會在他面前向斯萬夫人打招呼）看見我和斯萬夫人並排坐在馬車裡在洋槐道上駛過——
1戈克蘭（1841—1909），曾是法蘭西喜劇院的著名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