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卷 周永康的三基石：石油、四川、政法（二） 文 / 財新傳媒
三個官場棋子
事實上，周永康對四川政壇的影響，延續的時間更長、程度更深。他不僅在這裡實現了人生的重大飛躍，而且離任前還完成了重要的人事佈局，在該省的最高權力機構——四川省委常委會，留下了三個舉足輕重的棋子：李春城、李崇禧和郭永祥。
剛到四川，周永康就手腕強勢，敢於從人事上開刀。一方面，他將對「現代農業」模式提出質疑的遂寧市委書記等官員換掉；另一方面，周永康力排異議，接受了有人舉報的李崇禧的輸誠靠攏，將其從阿壩州簡拔到省委秘書長、辦公廳主任的顯位，並於同年12月再進一步，進入四川省委常委班子。2002年5月，周即將離開四川前，又力推李崇禧至四川省委副書記、省紀委書記的關鍵性崗位，在班子中的話語權大增。
同樣，從哈爾濱調任成都市副市長的李春城雖然與原市委書記不和，卻獲得了周永康的青睞賞識。從2001年5月升任成都市市長，到2011年9月調任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再沒有讓成都離開自己的手掌心，其長達十年的省委常委職務，亦使其在全川政務中也擁有相當影響力。
周永康從北京空降四川，隨同的只有從國土部帶去的大秘書郭永祥和小秘書冀林。兩人是周真正的心腹。1949年出生的郭永祥是山東臨邑人，1972-1998年在勝利油田和中石油待了26年。1998年7月，他隨周永康到新組建的國土資源部，擔任辦公廳主任；2000年1月，周又把他帶到四川，擔任省委副秘書長、秘書長、辦公廳主任和常委辦主任。2002年底周永康榮升政治局委員上調中央，帶走冀林，將郭永祥留在了四川，並幫助郭永祥晉身四川省委常委。
「二李一郭」三名周派干將中，職務最高的是四川地方實力派幹部出身的李崇禧。李崇禧大學畢業後進入省紀委系統干了13年，1995年短暫到甘孜藏族自治州任職，1996年3月到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擔任了四年州委書記。加入周永康陣營後，李崇禧從2002年5月起擔任了近10年省委副書記，歷經周永康、張學忠、杜青林、劉奇葆等四任省委書記，其中又有五年兼任省紀委書記。
李崇禧在四川官場以喜怒不形於色著稱。「他城府很深，很謹慎，不苟言笑，在紀委系統一直有很深的影響力。」一位四川官方人士稱。
有多年秘書經歷的郭永祥則向以笑臉迎人。一位在國土部的領導秘書稱，他印象中的郭永祥，「領導讓幹什麼就幹什麼」。上述四川官方人士認為，郭永祥「一看就是官場老江湖，圓圓臉兒，見誰都笑嘻嘻的，八面玲瓏。據說也很仗義，可以幫些小忙。喜歡京劇，記憶力很好，口才也佳，脫稿講話時引經據典，思路清晰。」
「他知道領導怎麼想，事情和領導怎麼說能成。」另一位信源透露，郭永祥在四川官場人脈很好，可以稱得上是「大哥」級人物，連成都當地的高官都把他視為大哥，「他在四川被視為周永康的眼線，在一些事情上可以牽線搭橋」。
郭永祥最成功的一次牽線搭橋，可能是為周永康和蔣潔敏之間拉上關係。郭永祥與蔣潔敏1972年12月同一批招工入勝利油田，而且一起分到了孤島采油廠。兩人都是魯西北人，郭永祥比蔣潔敏大5歲，比較早離開作業隊，在采油廠做宣傳幹事，後又調到勝利油田黨委辦公室當秘書，對蔣潔敏多有照拂。在周永康離開中石油，需要在中石油內部找代理人，而蔣潔敏謀求上位，需要奧援震懾中石油大小山頭的時刻，郭永祥在蔣與老領導之間扮演了重要的橋樑、潤滑和黏合作用。
周上調中央後，郭永祥繼續留任了兩年多省委秘書長和辦公廳主任。2006年1月始擔任副省長，分管農業、林業、水利、防災、扶貧開發、民政、計生等部門。此後據說因一次高速公路上的車禍，仕途受到影響，2007年5月退出省委常委之列。2009年郭永祥年滿六十，在仕途結尾，古功底深厚、喜好藝的他選擇了省聯主席一職，當時還被傳為美談。
「二李一郭」中，仕途最被看好的是李春城。1956年出生的李春城少年得志，以工農兵學員身份在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後留校，曾擔任過四年的共青團哈爾濱市委書記。1995年，39歲的李春城晉陞哈爾濱市委常委，成為正局級幹部。1998年12月，李春城出人意料地由哈爾濱副市長調任成都市副市長。
2000年1月周永康空降四川，李春城審時度勢，靠攏站隊。2000年8月，李春城被調任瀘州市委書記短暫過渡，5個月後，重新殺回成都升任市長。在2002年11月的****上，李春城當選候補中央委員，翌年成為成都市委書記，仕途一片看好。
決心大幹一番的李春城，2003年即啟動了聞名全國的城鄉統籌改革，2007年獲得國務院改革試點批復，其內涵涉及土地流轉、戶籍改革、農民社保、公共服務均等化等問題。這一創新之舉需要各部門的協作才能推動，不僅僅是公安部門搞戶籍改革這麼簡單，所以很多城市來學但效仿不了，這也突顯了李春城的創新意識和很強的執行力。另有人士稱，李春城在成都能做成這麼大的事，也依賴周永康奠定的基礎和一直以來的保駕護航，給予了寬鬆的政策環境。周永康離開四川之後至少有六次回川之行，其中2010年1月和6月的兩次考察，都肯定了成都城鄉統籌改革試驗，要求積極推進。
2004年，李春城還提出建設規範化服務型政府，提升機關行政效能，當地人普遍感覺成都市政府部門的辦事效率比四川省裡要高出很多。李春城還力推了藏區9+3免費教育計劃，即在9年義務教育的基礎上，對藏區孩子提供3年的免費中職教育，使他們回到藏區能順利就業。
成都當地一位人士還提到，汶川大地震後，成都的災後重建，並不是全部重建，而是借此進行了新的規劃，淘汰了一些三高產業。「比如都江堰所有的醫療機構都倒了，但是重新規劃了不同層級的醫療養老體系，重新佈局。」他認為，這些年成都經濟社會發展比較好，和當時李春城主持的產業結構和社會事業體系調整很有關係。
2005年，因《百家講壇》出名的廈門大學教授易中天在成都調研兩個月，走訪了很多區縣級官員，寫出一本《成都方式——破解城鄉改革難題的觀察與思考》，對成都的城鄉統籌、基層民主建設、規範化服務型政府等予以介紹和肯定，並引用人民群眾的話說，「現在城市是我們的了，書記是我們的了，政府是我們的了」。易中天和李春城見面時，李春城對成都改革經驗總結到：「只要是我們想清楚了又下決心要辦的事，再難都有可能把它辦成。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做的這些事情，確實是一場涉及思想觀念、體制機制、利益割據和方式方法的深刻變革。要真正幹好，不是難，是很難。不過到目前為止，成都的實踐還是初步見到了成效。」
令人驚訝的是，鋒芒畢露的李春城在2007年的****上落選中央候補委員，據悉與其在黑龍江買官有關。黑龍江省綏化原市委書記馬德在北京受審前，曾檢舉了原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和原黑龍江省政協主席韓桂芝，李春城被牽入韓桂芝案。李春城雖被保過關，但不得不在成都市委書記任上再蹉跎一屆。
「李春城不像周永康的四個秘書，不在周的最核心圈子，但是兩屆市委書記，對成都的控制力極強，延續了周永康在四川的影響力。」上述熟悉四川政壇的官員說。
一個例證是成都人對中石油的四川彭州石化項目非常反對，甚至準備上街遊行，但四川省領導沒有表態，李春城還是力推者。周永康也對該項目有所批示，共同推動該石化項目成功建成。
十年政法
2002年11月15日，**十六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時年60歲的周永康首次進入中央政治局，並當選中央書記處書記。12月，他又兼任中央政法委副書記，並在28日的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上當選公安部部長。按照慣例，歷屆公安部部長還將兼任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第一政委、黨委書記。
至此，周永康成為政法系統僅次於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的二號人物。在此之前，中央政法委已近五年未設副書記一職。
2003年3月17日，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國務院組成人員名單，周永康當選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在國務院的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任公安部長的情況，也有近30年未曾出現。
最近的一個例子，還是因「**接班人」身份廣為人知的華國鋒。華在1973年的**十一屆一中全會當選政治局委員，兩年後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1976年，**逝世，華國鋒的權力也在粉碎「四人幫」之後達到巔峰，任**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等職。
周永康得以公安部部長身份進入中央政治局，更多得益於其特殊的時代背景——1990年以來，中國社會貧富差距日益加大，貪腐、民生、公民權利保障等問題所引發矛盾的矛盾愈發突出，社會維穩壓力積聚的背景下，執政黨對於政法系統尤其公安力量自然更加倚重。
一個維穩、「綜治」時代，亦由此展開。有了巨型國企領導人和封疆大吏豐富資歷的周永康，在這十年如虎添翼，權柄日重。
2002年12月13日，尚未就任公安部部長的周永康即以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公安部黨委書記的身份到北京市公安局視察調研。他強調，「首都穩則全國穩，首都安則天下安」，首都的穩定對於全國具有極其重要的輻射作用，做好首都的穩定工作，事關全國穩定的大局。
2003年11月18日發佈的《**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公安工作的決定》（下稱13號件）則對此背景進行了更為直接的描述。
件指出：「目前，我國正處於改革的攻堅階段和發展的關鍵時期，一些深層次的矛盾不斷顯現，刑事犯罪和經濟犯罪危害嚴重，群體性事件和突發事件對社會穩定的影響越來越大，互聯網上影響穩定的問題日益突出。維護好重要戰略機遇期的社會穩定，任務艱巨、意義重大。各級黨委、政府和公安機關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
13號件對公安機關提出的首項具體要求，就是全力做好維護穩定工作，將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視為公安機關在新世紀新階段的總任務，並將積極預防、妥善處置群體性事件當作新形勢下維護社會穩定的重大課題。
它要求，各級公安機關要高度警惕，嚴密防範和嚴厲打擊境內外敵對勢力的滲透顛覆活動，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和暴力恐怖勢力的破壞活動，和「**功」等邪教組織的非法活動。
地方各級公安廳（局）長「進常委班子或任政府副職」的慣例，也發軔於這份件——「各級黨委可根據實際情況和幹部任職條件，在領導班子職數範圍內，有條件的地方逐步實行由同級黨委常委或政府副職兼任省、市、縣三級公安機關主要領導」。
按照《憲法》和各級組織法所設立的制度框架，公、檢、法三家中，以公安部門的地位最低。因為它屬於行政機關，是同級政府的組成部門，受政府領導，政府再向同級人民代表大會負責；法院、檢察院則屬於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由人大產生和並向其負責。在行政級別上，法、檢部門的院長、檢察長也和同級政府副職相同，較公安局長要高半級。
這一制度設計，體現了依法規範警察權的理念，公安機關採取逮捕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也必須先經司法機關的批准。西方國家亦大體如此，主要區分只在於，一些國家的檢察機關也和公安機關一樣屬於行政而非司法系統，權力更向法院集中。
但是，由於中國司法機關的獨立地位只是相對於行政機關，仍要受到同級黨委的領導，且法院院長、檢察院的檢察長一般不進同級黨委的常委班子。上述13號件的一個直接後果便是，地方公安廳（局）長若由同級黨委常委兼任，在法院、檢察院面前就有了一定的優勢地位。在政法委書記、副書記兼任公安局長的情況下，公安、司法間的關係便有倒置之虞。
雖然一些警界人士認為，這一模式主要針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旨在加強公安機關在政府內部的話語權，不會直接干涉到法院、檢察院，而且，公安機關作為政府的二級部門，實踐中也常存在非警務因素干擾執法的情況，公安廳（局）長「進班子」，也有利於提高公安機關的抗干擾能力。但是，毫無疑問，隨著周永康進入政治局，一個大公安的維穩綜治時代已經到來。
截止2011年5月時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當選副市長時，全國已有26個省、市、自治區的公安廳（局）長進入各地黨政班子，占84%；對27個省會（首府）城市、4個經濟特區所在市、國務院批准的18個較大的市等49個城市統計則發現，有42個市的公安局長進入各地黨政班子，占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