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卷 周永康的三基石：石油、四川、政法（三） 文 / 財新傳媒
運動治警
周永康走馬上任之時，正值中國進入1949年後的第四個犯罪高峰期。數據顯示，自2000年，搶奪、搶劫犯罪案件大幅上升，佔到刑事犯罪的近40%，有的地區達到了60%以上。社會治安惡化的背景下，對警察擴權和嚴刑峻法的呼籲在體制內外都非常強烈。
但另一方面，全國警力嚴重短缺，經費保障缺口巨大。據一篇題為《中國基層警察缺衣少食權力薪酬不相當很危險》的章記載，到2005年，根據公安部人事訓練局統計，全國1-2人的派出所有3723個，3-5人的有16533個，占派出所總數的一半。各地公安局特別是基層派出所長期難以得到有效的財政支持，經費不足是老大難問題。為維持公安部門的運行，從首都北京到邊遠山區，警察都在忙於罰款、收費、創收。按時任四川省公安廳廳長呂卓的話說，警察長期吃著這三種飯，財政撥款的「皇糧」太少，卻要公安部門先創收再返還，創收的一個重要途徑，便是各種自立的、超範圍、超標準的收費和到處拉的贊助，這叫「雜糧」；此外還有罰款，警察都被分配了查處賣淫**、交通違章等的罰款指標，呂卓管這叫「尿泡飯」，「『皇糧』吃不了，『雜糧』吃不飽，『尿泡飯』吃得一身騷」。
呂卓也承認，「警察**的一大根源，就是警察變成了一個創收、營利者，由此必然導致他們在執法時產生偏差。」2003年四川省對全省公安系統的經費狀況所做調查令人觸目驚心，有個百萬人口的縣，每年公安部門正常開支要2700萬元，縣財政只給了1/5，其餘的都要公安部門自己「創收」，相當於全縣人均被罰20元錢。
在進行充分調研後，2003年，自39歲即成為全國最年輕公安廳長的呂卓決意從「飯碗」入手，重塑警察形象。當年6月，四川公安廳頒布第6號令《關於嚴禁公安民警參與經營娛樂服務場所及為其違法活動提供保護的規定》以及第7號令《關於嚴禁公安機關亂收費、亂罰款的規定》，兩令各有4條，合稱「8條嚴禁」。2004年1月5日，四川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轉發《省財政廳關於建立縣級公安機關經費保障機制的意見》（俗稱1號件），規定縣級公安機關所需經費，包括人員經費和辦公經費，由縣級財政負責保障，財政部門按核定標準在年初預算中足額安排公安機關的基本支出需要，不留缺口。
由於這次警察經費和治安財政改革發軔於周永康剛剛離開的四川省，坊間多認為它代表著周永康「規範治警」的一次努力。事實上，四川省的前述1號件剛剛發佈第三天，遠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員、公安部部長周永康就做出批示，「四川省財政不算富裕，但能認真貫徹中央要求，建立縣級公安機關經費保障機制，值得其他地區學習推廣」。當月底，周永康到四川視察，又讚歎道：「在經濟並不發達的情況下能做到這點，四川幹了一件大事。」當年9月，財政部和公安部又聯合發佈《關於制定縣級公安機關公用經費保障標準的意見》，正式將警察「吃皇糧」運動推向全國，並確定了「收支脫鉤」「全額保障」等機制保障。
不過，2005年4月，擔任四川省公安廳長已11年、剛到50歲的呂卓，因違規用地問題被免職，黯然退居二線。周永康曾經試圖以經費保障體制改革為突破口，將計劃經濟體系下「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公安管理體制向「以條為主」的垂直管理轉型的努力，似乎也因為「勇先鋒」的下課而偃旗息鼓。人們可以看到，警察的非警務活動越來越多，比如受命於地方政府，參與房屋拆遷、經濟糾紛等事務，作為交換，吃上「皇糧」的地方公安部門，依然擁有在當地大吃「雜糧」和「尿泡飯」的權力。
在幾項控制警權、理順警務激勵機制的規範化改革落空後，周永康似乎意識到自己不足以撼動或者沒有必要去撼動系統自我擴權的衝動，將這種力量掌控在自己的節奏下，應該是更明智的選擇。他開始改弦更張，用自己和舊系統都更為習慣的方式完成這種「控制性規範」。一方面，其在位期間，公安部重修了大樓，改善了辦公條件，還為部裡幹部「解決了數百套房子」；另一方面，周永康用一系列具有鮮明中國特徵的集中性活動，取代了進行體制性改革的初衷。
「周永康是搞政治的，他當公安部長期間，各項政治性的活動比較多。」一位有著二十多年工作經驗的基層公安局法制科長向財新記者回憶。
2003年1月22日，公安部發佈「五條禁令」，嚴禁違反槍支管理使用規定、攜帶槍支飲酒、酒後駕駛機動車、在工作時間飲酒和參與賭博，民警違反上述禁令的，予以紀律處分或予以辭退；造成嚴重後果的，予以開除，並要追究其所在單位直接領導和主要領導的責任。
這是周永康就任公安部長後的一項重要措施。雖然「五項禁令」的內容此前都在禁止之列，但這一朗朗上口的總結，被認為對規範民警行為起到了很好作用。
同年2月18日，公安部再次發佈通知，決定2003年3月至12月在全國公安機關和全體民警中開展「貫徹**，全面建小康，公安怎麼辦」大討論活動，以「實踐『三個代表』、認清歷史使命，加強隊伍建設、公正執法為民，改革公安工作、服務小康社會」。
2004年5月，公安部召開「在全國公安機關開展大練兵活動電視電話會議」，要求的主要內容，包括基本知識學習、基本體能訓練、基本技能戰術訓練及專業知識學習和業務技能訓練等方面。各級公安機關要根據實際確定「訓練日」，基層和一線實戰單位保證每週不少於半天的時間專門進行訓練，並形成制度；同時各級公安機關要積極創造條件，保證每個民警在大練兵活動中接受不少於兩周的集中強化訓練。
2005年5月，公安部再次開展「大接訪」活動，要求全國公安機關從5月18日開始敞開大門，以「人人受到局長接待，件件得到依法處理」為目標，集中時間、集中力量，領導動手、全警參與，由各級公安機關的一把手面對面地親自接待上訪群眾，依法處理群眾信訪問題。
2006年，公安部又在前述「三部曲」運動的基礎上，將該年確定為「基層基礎建設年」，組織全國公安機關開展「三基」工程建設，抓基層、打基礎、苦練基本功，並要求以此為契機，「堅持不懈，一抓三年」。
對於上述「大討論」、「大練兵」、「大接訪」、「三基」工程，公安系統內外看法褒貶不一。
2007年10月28日，周永康離任公安部高昇之時，官方的說法是，周永康在任期間的幾年，「公安工作是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但在前述基層公安局法制科長看來，除了「三基」工程確實做了一些實事，在基礎設施、交通工具、通訊工具、辦公設備等方面按照標準落實了以外，其他基本上都是「搞政治」，沒什麼實際效果。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武伯欣更是認為，這些東西都是來自「左」的遺風，反而給公安工作帶來很多負面的東西，「好大喜功掩蓋了問題」。
以「大接訪」為例，根據公安部發佈的數據，從2005年5月到2007年8月28日，全國公安機關累計接待群眾上訪19.5萬起，處理群眾信訪問題18.1萬件，群眾停訪息訴17.6萬件，停訪息訴率達到90.2%。但另一方面，各地政府派出公安人員和公務人員，或者聘請社會人員，通過暴力或者非暴力的行為攔截本土上訪者，甚至未經任何法律程序即非法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將上訪者投入「黑監獄」進行非法拘禁的現象，也正是在這一時期集中湧現。「大截訪」與「大接訪」如影隨形，一批類似於北京安元鼎安全防範技術服務有限公司這樣專業攔截、關押、遣返上訪者的保安公司應運而生。
「在周永康擔任公安部長時期，客觀地講，警察行為的規範化、警務體系的正規化上是有所進步的，但警察的權力邊界不是縮小了，而是進一步擴大了，警民關係也日趨緊張化。」一位不願透露身份的觀察人士評價道，「這一方面是因為周永康推行的規範化和正規化，採取的仍是傳統人治的一套陳舊的方式方法，而不是通過法治來約束權力；更重要的是，當周永康們體會到國家強力機器權力不受約束給小群體帶來的巨大好處後，他們考慮的就不再是約束權力，而是利用權力，不是權為民所用，而是權為己所用。」
「他不是法治的信徒，而是權力的信徒。」他說。
司改停滯
2007年10月22日，周永康在**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接替**任中央政法委書記，成為中國公檢法司以及內衛工作的最高領導者，站到了中國的權力峰層。
周在位的五年間，恰逢2008年北京奧運會、2009年的建國50週年慶典和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召開，安全、穩定工作尤為重要，他的地位也變得更為顯赫。同時兼任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是歷任中央政法委書記中話語權最大的一位。
不幸的是，周永康在公安部時期帶有左的風格的施政理念，也借此擴展到整個司法領域，「維穩」更成為各級政府的一項重點工作。
甚至在周永康的家鄉無錫厚橋鎮，自2004年無錫掀起的大規模城市化運動、錫東新城的圈地造城，造成了大片荒地和失地的訪民。遭受維穩對待的無錫訪民沒有想過，這位鄉賢主政期間，中國形成的政法維穩機制給他們帶來什麼影響。
2009年，厚橋鎮太芙村數千畝基本農田，「因發展需要」，被列入徵用計劃。村民胡琴芬稱，此後在村委會的操縱下，不少村民不明不白中申請納入「社保」，在所謂的《自願申請放棄土地承包權》的協議上簽了字，一夜之間成為「失地農民」，有的甚至是別人代簽的，本人並不知情。胡家同樣未簽字，同樣「被失地」。
此後，胡琴芬等要求為「未徵收」的土地登記確權，並在大面積拋荒的土地上，聯合了多位村民開荒種田，卻遭村委阻攔。在多次申請行政復議未果後，她被逼走上上訪路。2012年7月，她在家中被警察和保安拉進汽車押走，在賓館關押15天。
同村村民華惠清，則是2010年3月起，在當地啟動「走馬大成」項目時，多次拒絕簽字拆遷，家裡遭斷水斷電，道路被毀，一家人被迫逃離，租住在外。當年下半年起，他家將近10次被盜，祖墳被鏟，80歲的母親被推倒摔成骨折，他兩次遭綁架，並因上訪被關26天，拘留5天。
2012年6月，因再次到北京上訪，華惠清和70多個訪民被分別投入「學習班」，他被關押長達79天，最後不得不簽字同意，千辛萬苦保護了幾年的房子終成廢墟。
新厚橋村60多歲的鄒惠芬，也有維權上訪十多年的經歷。該村街南隊原有耕地78畝，分別於1993年、2003年被村委騙租。2005年，當地鎮村政府，多次偽造件，稱街南隊人均耕地不足0.1畝，已被批准征地撤隊。村民堅決反對，從此走上了追討耕地及土地租金的維權道路。
村民無數次上訪，最終於2006年獲江蘇省國土廳等單位的答覆，稱失地查無辦理農用地專用手續，認定地方政府非法佔地，責成有關部門拆除相關建築。
但此后土地仍被荒著，村民開荒種田，多次遭遇當地政府動用機械挖泥填地。2012年7月，鄒惠芬險遭綁架，幸有村民阻攔，在拚死抵抗中，其腰脊椎被拉傷。
華惠清等人的遭遇並非孤例，在厚橋附近的羊尖鎮、濱湖區太湖街道、胡埭鎮等地，失地訪民命運同樣如此，且遭受的維穩手段更殘酷。
無錫訪民沒有想過，這些維穩機制和周永康有什麼關係。但漸漸地，無錫人進京上訪，有些人總要去找他。「到政法委的大門口，在360度監控的探頭下，大叫幾聲：『周永康，老家人來看你了，你快出來』」。錫山區羊尖鎮一位訪民說。
這一時期，各級政府的維穩經費達到歷史新高。維穩工作的重要性，也因各項「一票否決」考核政策的存在，成為很多機關、部門超越本職工作的第一要務，除了那些被維穩的對象外，基層公務員們也是苦不堪言。
尤其在法院系統，相對於司法的獨立性，政治性在這一時期被予以更多強調，遭到法學界、法律實務界的強烈批評。
一位從事刑事審判近30年的老法官曾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上述政治生態下，維穩已成了法官判決時考慮的第一要素，地位高於法律的準繩。「只要是為了當事人不上訪，就算違背法律的規制，不管是採用遷就的態度，還是採用暴力維穩的手段，也不會有人說什麼，因為領導都怕上訪。」他認為，這些現象的實質，都是以犧牲其他當事人合法權益或法律嚴肅性、公平性和法院公信力為代價，來求得一時的「穩定」，即所謂「政治效果、社會效果、法律效果」的統一。
幾位接近最高法院和中央政法委的人士向財新記者表示，上述局面的形成是多種因素合力的結果，很難將其歸結到周永康或某個個人身上。但有一點毫無疑問，他無法完全撇清責任。
唱和重慶模式
周永康任中央政法委書記期間，正值***主政重慶，在「唱紅打黑」問題上，周永康始終給予***力倡的重慶模式以有力支持。如今這兩位已先後落馬。
2009年6月，在***的部署和時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的主持下，重慶市展開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截至當年10月25日，累計抓獲涉案人員2915人，刑事拘留384人，逮捕1567人，其中重慶市各級檢察院批准逮捕的涉黑涉惡犯罪嫌疑人700人。
重慶「打黑除惡」開始一個多月後，中央政法委就於7月29日發佈消息，稱近日已出台《關於深入推進打黑除惡專項鬥爭的工作意見》，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繼續抓好專項鬥爭各項工作，始終保持對黑惡勢力主動進攻的高壓態勢，確保專項鬥爭向縱深推進。
2009年10月26日，重慶市委領導向社會各級通報重慶打黑相關工作時稱，這一行動是為了貫徹落實中央政法委打黑除惡的要求，推進「平安重慶」建設。
三天後，重慶市委常委、市政法委書記、市打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組長劉光磊更在打黑除惡新聞通氣會上說：「深入開展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是中央的『規定動作』。」
目前尚無公開資料或報道顯示，中央政法委為何要求重慶開展此項行動，以及為何迅速將重慶「打黑除惡」專項鬥爭的「經驗」向全國鋪開。但從後續反映來看，周永康對此相當滿意。
根據當時重慶市對外通報，2009年9月25日，周永康曾對此重慶打黑專門做出批示：「打擊剷除黑惡勢力，是讓老百姓過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近期在重慶市委、市政府領導下，政法機關加大工作力度，見到了明顯效果，為人民辦了一件好事、實事。」
次年3月的全國兩會期間，周永康還來到重慶代表團，同代表們一起審議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工作報告。周永康稱，一年來，重慶市委、市政府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取得了新成效，人民群眾得到了更多實惠，尤其是平安重慶建設，給3200萬重慶人民帶來了福祉。
主持當天審議的就是***。他在開場白中說，周永康同志對重慶的工作非常熟悉，十分關心，早在武隆山體滑坡時就和專家一起研究治理方案；以後又積極推動川渝合作，留下很多佳話，「他還特別關心支持三峽庫區移民，多次做出重要批示，幫助解決重大問題；對我市『打黑除惡』工作，及時做出重要批示，給予鼓勵和支持」。
周永康也熱情詢問了重慶公租房、庫區移民等情況，並多次對打黑除惡行動給予肯定。
就重慶將司法拍賣轉到產權交易所的改革，周永康更是評價頗高。當時任重慶市高級法院院長稱「小改革解決了大問題」時，他糾正說，「這項改革一點也不小。它解決了一個大難題，使司法拍賣更加公開公正透明，這是社會管理的一個創新。」
其後續結果則是，2012年最高法院開通的「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即是在重慶「訴訟資產網」的基礎上升格而成。
中國拍賣行業協會前副秘書長，曾經到過重慶調研的王鳳海告訴財新記者，網上拍賣的技術門檻其實並不高，除重慶外，上海、江蘇、黑龍江等地都已開通了自己的網上拍賣平台。從功能上看，業內普遍認為上海而非重慶模式是最好的。
一位接近最高法院的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通過「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推廣重慶模式，以深化網上司法拍賣改革，是中央政法委有關領導的支持，最高法院內部其實也有不同看法。
王鳳海等也曾嘗試通過私人關係，向周永康匯報調研的情況，據實陳述重慶產權交易所司法拍賣的一些問題，卻未被接受。
他告訴財新記者，「關鍵的問題，其實不在於選擇哪個平台，而是選擇過程中對法律程序的遵循，防止壟斷和領導個人意志的決斷」。
除在「兩會」期間接見重慶團外，周永康還在2010年11月到重慶調研。為期3天的調研時間中，他參觀了重慶交巡警平台、打黑除惡成果展、公租房項目，聽取了「大下訪」、「大走訪」情況介紹，並在重慶大劇院觀看了「唱讀講傳」匯報演出。
調研期間，周永康再次肯定了打黑的成績，並稱「唱讀講傳」匯報演出「太令人感動了，是新形勢下加強幹部思想教育、做好群眾工作的有效載體」，並現場要求，全國政法戰線也要開展這項活動。
調研結束時，周永康對重慶模式給予了全面的積極評價，稱「唱讀講傳」「三進三同」「三項制度」「大下訪」「大走訪」等活動，都是生動活潑又切實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並要求政法系統的同志尤其要加強理想信念教育。
肯定的範圍也不止限於政法領域，就***力推的「五個重慶」建設、公租房建設、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等，周永康稱都是實實在在的改善民生之舉，在全國也有很強的示範意義。
這些支持，都成為***和王立軍等人重要的政治籌碼。重慶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構成了曾經赫赫有名的「重慶模式」核心支柱之一，法學家童之偉將其概括為：公權力組織以打黑為契機，以公安等強力部門對有關打擊黑社會組織犯罪的刑法第294條進行極端的擴大化運用為基礎，將追訴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活動，轉化成了權力者對社會政治、經濟和社會化事務進行管理控制的一種基礎性抓手或策略。在這種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下，執政黨地方黨委領導人及其下屬機構（如政法委），將整個公權力的國家機器組織一體化，統一指揮公法檢機關行使職權，將刑事司法手段轉化為社會管理方式，突破法治底線，脫離監督制約，以寒蟬效應控制社會經濟秩序。周永康對這種嚴重違背法治與人權精神的社會治理模式的讚許，有多大程度是出於政治結盟的考慮，又有多大程度是一種價值觀的認同，我們不得而知。但直至「王立軍夜奔」事件發生後，周永康還是在2012年3月「兩會」期間到重慶代表團，專程為已經危若累卵的***站腳背書。